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加速重构的宏观背景下，金融领域的演进态势已成为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变量。“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不仅关系着我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实力的增强紧密相连。围绕这一目标，一系列关键问题亟待深入探讨。金融强国的核心内涵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维度进行界定？我国金融业当前发展处于何种阶段，在全球金融生态位中与金融强国对标还存在哪些结构性、功能性短板？新兴金融业态，比如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如何、面临的瓶颈与挑战是什么？怎样通过顶层设计、政策协同与创新驱动，进一步赋能这些新兴领域，使其成为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对此，《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赵昌文教授。
我国金融业已确立大国地位 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请问您如何理解“金融强国”的核心内涵？
赵昌文：无论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并没有一个一致认可的“金融强国”定义。通常所谓的金融强国，更多的是对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及其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所处地位的主观和客观评价。金融强国的核心在于实现金融体系功能升级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跃升。根据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应具备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
第一是强大的货币体系。这主要体现在货币体系对内维持经济稳定、对外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双重效应上。货币体系的作用在于价值稳定锚效应和全球资产定价权上。只有当一国货币真正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织者”而不仅是“参与者”，即标志着金融强国地位的确立。
第二是强大的中央银行。这主要体现在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稳定、金融体系韧性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上。强大的中央银行如同金融体系的“定海神针”，其政策可预测性、风险防控能力和基础设施水平，直接决定一国能否在全球化金融体系中保持稳定并获取制度性红利。
第三是强大的金融机构。这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对资源配置效率、风险定价能力和国际规则话语权的决定性影响上。金融机构是提升市场效率的引擎、风险管理的全球网络、跨境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被视为地缘金融工具。金融强国的真正标志，在于能否培育出兼具资本实力、全球服务网络和标准输出能力的机构集群。
第四是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主要体现在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全球资本配置、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的空间载体上。真正的金融中心并不是物理空间的金融机构堆积，而是兼具资本自由流动、法律确定性和创新包容性的“金融生态系统”。
第五是强大的金融监管。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通过制度设计在风险防控与市场活力间实现动态平衡上。任何一个国家，金融监管都是系统性风险的“防洪堤”、创新与风险的“动态平衡器”以及市场信任的“基石效应”。完善金融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第六是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主要体现在金融人才通过人力资本的“乘数效应”将制度优势、市场规模转化为核心竞争力。金融业是人才和智力密集的行业，金融开放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内在要求。要建设金融强国，首先需要培养一大批复合型、国际化的高水平人才队伍。
《金融时报》记者:准确把握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以及与金融强国的差距，是制定发展战略的关键。请问您如何看待我国金融业目前的发展状况，与金融强国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
赵昌文：毫无疑问，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规模庞大且体系完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已确立金融大国地位。2024年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达到495.59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44.57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一；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5.11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35.91万亿元。我国还拥有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在2024年度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按一级资本排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连续7年包揽前四，前十位中中资银行数量超过一半。截至2024年年底，外汇储备规模约3.2万亿美元，连续19年位列世界第一。2025年第一季度，人民币超越日元和英镑，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然而，金融业仍存在“大而不够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金融市场深度和可及性不足。从市场深化程度看，虽然经济金融化程度即金融业占比并不是越高越好，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2024年统计显示，中国股票市场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83.1%，债券市场规模与GDP之比为99.4%，而美国分别为194.5%和126.8%。解决金融市场深度和可及性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创新。
二是主权货币与债券国际影响力不强。目前已有80多个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达到3.72%，但仍低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我国国债从2021年进入全球投资者固定收益组合的核心资产范围，外国持有比例逐步提高，2024年年末境外机构持有2.06万亿元，占其在中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的49.50%。由此可见，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步伐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大势所趋，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是明显的，必须稳中求进。
三是金融资产规模大但结构单一。我国已形成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期货等领域的金融体系，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多达4000多家，“大”已成为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结构，难以适应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投融资需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仍不够高。
四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待增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2024年，在上海持牌金融机构1782家，六大资管规模超38万亿元（占全国30%），浦东金融从业人员38万（占总就业9.5%），包括“上海油”“上海铜”“上海金”等在内的“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成为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平台，但在大宗商品、离岸人民币等定价权方面和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不足。
五是软性金融基础设施对接不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全球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指数”，中国总指数排名第三。其中，产业基础分项指标与美国基本相当，但软性基础设施制约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开放，会计、审计、税收、法律等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程度不高。
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态势及突破方向
《金融时报》记者：科技金融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及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请您从政策导向、金融要素构成、资源配置和人才流动的角度，谈谈科技金融在当下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赵昌文：与过去相比较，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有许多积极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共识正在形成。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中央各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也发布了系列金融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文件或行动方案，如2024年6月，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二是银行、资本市场、私募基金等科技金融的要素更加丰富齐备。2010年到2024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及基金数量和管理资本规模都有显著增长，同时保险、担保、知识产权质押、投贷联动等各种创新型科技金融工具相继出现。三是各类风险逐渐暴露之后所引发的金融资源再配置效应开始显现，随着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调整规范，更多资金有望进入实体经济、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领域。四是高水平人才等要素越来越向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领域流动集聚，从国内著名高校应届硕士生就业行业分布的变化可见一斑。
《金融时报》记者：在推动科技金融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应当怎样精准地抓住主要矛盾，找到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赵昌文：我们可以把科技金融分为常态和非常态两种情形。常态情形下，科技金融要以解决“融资中性”和改善金融工具的风险收益结构为关键问题。所谓“融资中性”，就是金融资源配置没有所有制歧视。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已基本实现融资中性，但贷款和债券市场因“救助非中性”和“问责非中性”尚未完全实现。进一步提升融资中性，一是要彻底破除救助非中性，如尽快完善地方平台公司债务风险的市场化处置机制。二是通过类似于财政部和工信部专精特新企业的选择机制，减小金融供给侧的风险。三是利用区块链技术等金融科技手段，降低授信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同时，要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完善科技金融基础设施和政策性嵌入金融市场交易，使金融工具的风险收益结构与科技创新活动的风险收益结构保持一致，比如在银行信贷、债券融资、股票市场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综合化科技金融服务等。非常态情形下，科技金融要以创新“追赶型金融工具”为关键问题。我国提出“科技金融”这一概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及技术进步范式转变直接相关。当面临外部约束时，通过追赶型金融工具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必然选择。追赶型金融工具要以金融换时间、接市场、补短板，具有规模性、组织性、协同性和互补性。具体来说，政府产业投资基金、超长期特别国债、“卡脖子”产品保险、大银行特色部门或专营机构等都可成为选择。
《金融时报》记者：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我国也将绿色发展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请您谈谈我国当前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如何？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绿色金融领域有哪些重点工作？
赵昌文：绿色金融在向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作用非常重要。目前全球低碳转型行动偏离长期目标轨道，存在资本、技术和治理三个方面的缺口。在资金方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转型资金缺口巨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气候应对行动受资金约束严重，其清洁能源投资需求与实际投入差距大，且发达国家未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的承诺。在技术方面，低碳产业推广受限，绿色技术缺口加大，部分国家的限制性产业政策阻碍了新能源技术的跨国传播。在治理方面，各国合作力度不足，气候治理缺口凸显，全球气候治理难以形成一致行动。说到底，这三个缺口的背后还是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是资本和金融的问题。
解决上述三个缺口：一是要加快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复苏，持续扩大气候融资规模。发达国家应履行发展援助义务，明确并提高2025年后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多边开发银行应优化贷款机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支持。二是减少绿色产业限制性政策，加快清洁能源全球应用推广。减少绿色产品贸易壁垒，推动关键低碳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促进全球清洁能源技术转移。三是发挥大国及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切实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大国发挥表率和引领作用，发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主渠道作用，加强多边机制合作。
《金融时报》记者：从全球视角看，数字金融作为新兴金融业态迅速崛起，它与传统金融在本质上有何区别？请您结合数字金融的特点，谈谈其如何重塑金融行业格局？
赵昌文：数字金融是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重构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产品、服务及基础设施的新型金融业态。其核心在于数据驱动和技术赋能，具有去中介化、普惠性、实时性的特点。去中介化是借助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减少对传统中介的依赖，重构金融基础设施；普惠性体现在借助移动支付、数字信贷等技术覆盖长尾市场；实时性依托云计算和实时大数据分析，实现金融交易和风控决策的快速完成。
未来数字金融的发展趋势：一是技术驱动的新变革，智能投顾、AI风控将提升金融服务个性化水平，我国有望在央行数字货币和金融科技应用上保持领先。二是监管与创新的平衡，数字金融是技术标准和监管框架的竞争，我国需在数据安全和金融稳定之间寻求平衡，也需要建立全球跨境监管协作。三是普惠金融的深化，数字金融将进一步覆盖农村、中小微企业，推动全球金融包容性增长。
原文链接：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2025-04/28/content_42398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