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远的不说，就说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向天皇上书说：“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个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竟被日本奉为“大陆政策”和“国策”。由此可见，日本于1931年发动“9．18”事件，决非偶然。
1931年9月18日夜晚，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命令其“守备队”去沈阳北郊柳条沟（湖）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桥梁路轨。日寇干完这一阴谋后，立即贼喊捉贼，诬说此事是中国国民党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力量进行内战，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密令东北军张学良部“绝对不得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这便使日寇得逞，可以一步步向前推进，取得节节“胜利”。然而也有激于义愤的爱国军队，不听蒋介石的“密令”，不听他的“指挥”，奋起抵抗。例如东北军马占山部，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当11月间日寇进犯黑龙江时便奋起反击！由于马的抵抗得不到蒋的支持，其斗争非常艰难。
“9．18”事件，日寇侵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支援东北军民抗日救国。远在祖国南方的广东人民也是这样。国立中山大学的爱国师生，遵照孙中山关于“要负起革命重任”的教导，与广州各界人民一道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9月22日，中大学生会发出“告全国同胞书”，指出“9．18”事件导致严重的民族危机，“东北陆沉，危在旦夕”，呼吁“凡我国胞，义应速起”，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9月23日，中大召开2000师生员工参加的反日救国运动大会，推举代校长许崇清和师生代表21人组成“国立中山大学反日救国运动大会执行委员会”，领导开展抗日救国运动。9月24日，中大反日执委会，组织领导师生员工2000多人在市内举行反日示威游行，行至越华路，向广东省国民政府递交“抗日请愿书”，提出5点要求。其中一条是：“请电张学良先生，尽责守土，勿复退让，于不得已时，宁战而死！”当日，“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成立，即通电全国同胞，誓死抗日……10月初，中大和广州各校抗日宣传队陆续赴佛山、顺德、中山、阳江、东莞、宝安、韶关、乐昌、罗定等县市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抵制日货，反对日寇侵华。
1931年11月间，日寇进犯黑龙江，马占山部奋起反击！11月16日，中大反日执委会致电马占山，电云：“黑龙江马代主席占山暨全体将士钧鉴：倭贼寇边，幸公等奋勇杀退，捷讯传来，举国欢忭！仍盼努力，为民族生存而战。敝校全体员生工友，誓为后盾。谨电弛慰，尚希亮察。”11月22日，中大成立了以教务主任林砺儒为主席的募捐委员会，有组织地向社会发动募捐。除在广州募捐外，还组织许多募捐队赴佛山、三水、肇庆、梧州、江门、石龙、东莞、惠阳、宝安、香港、澳门等地捐款。并将所捐得之款，陆续汇往东北，支援东北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当马占山收到中山大学支援黑龙江募捐的第一批汇款1．5万元后，即复电表示感谢。复电云：“国立中山大学全体员生工友公鉴：来电敬悉，承惠款援，无任渐感！谨率部曲，遥致谢忱……”前方后方，紧密合作，心心相连，同为国家的存亡而奋斗！
广东、黑龙江，一南、一北，远隔数千公里。但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却南北一心，同声相应，一致抗日。地域不分南北，人民不分老少，都有爱国之心，并在抗日的旗帜下，紧密团结，结成了难忘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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