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般只知道陈则光先生是现代文学史家和鲁迅研究专家，可陈先生心目中的名山事业，却是其《中国近代文学史》。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觉，一方面是陈先生在前两个领域确有引人注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是其《中国近代文学史》没能真正完成。“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悼念文章的套语，可用在陈先生身上却十分合适，尤其是指其没能完成思考、纠缠几十载的这一研究课题。
    去年1月，我路过广州，到医院探望陈先生。呼唤了好几声，他才睁开眼睛，一见是我，眼泪直往下淌。临别时，只听他长叹一声：“可惜我的书没能写完。”5月份我从香港回来，陈先生已经回到中大家中静养。尽管说话不大方便，陈先生还是希望谈谈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那时我安慰他等病好了再考虑这些问题，他说躺在床上干着急，想的都是这部书。今年年初，陈先生病情好转，春节期间师友学生过访，据说谈的还是这部书；谁知才过两天，先生就一病不起。这部凝聚先生一辈子心血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也就永远只有上册了。
    1987年春夏之际，陈先生寄赠他所撰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中山大学出版社），并表示感谢我的“再三催促”。从1982年我正式师从陈先生，到1992年他不幸仙逝，这十年间我们师生讨论最多的就是这部书稿。对书稿的写作，我没能插上一句嘴，也没能帮上一点忙，只是不断地“催”——希望先生不要过分矜持，让书稿早日杀青。大概先生悬得过高，加上我离开广州后催促不力，书稿还是没有最后完成。89年代初，近代文学研究刚刚复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先生写于59年代的近代文学论文，而且学术质量相当高，这才知道先生不只研究鲁迅。先生称，他是研究近代文学“起家”的，而且至今还存有整份当年的讲稿。于是，我们师兄弟不时劝说先生赶快“转向”，重理近代文学。每当这个时候，先生总笑眯眯地说，不急不急。其实先生心里还是有点急的，只不过不愿草率从事而已。尤其是1985年初遭车祸后，先生元气大伤，更时时有写不完此书的担忧。即便如此，先生还是不愿开快车、搞速成。就在遭车祸前几天，先生给我来过一信，谈他的研究计划：
    “我对近代文学在57年摸了一下，以后就没搞了，可谓浅尝辄止。最近又重操旧业，因年龄的关系，而对着书山学海，时感精力的不够，未免兴叹。然而这些东西，还是深深地吸引着我的。”
    此后，先生便全力以赴地投入《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写作。当初我们劝先生用两年时间，先把书稿整理出版，以后再慢慢修订；先生执意不肯，非全部推倒重来不可，说是要不心里不踏实。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第一感觉是，先生病危时一定为此书的没能写完而撕心裂肺。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我们的建议或许不无道理；可作为治学态度，我还是欣赏先生的认真和持重。我到北京求学后，先生不只一次来信，谈及近代文学研究，称：“这是一项极艰巨的工作，因为艰巨，得出来的成果道人所未道，才有意义有价值。”正因为理解其“艰巨性”，治学时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放言空论。当初年轻气盛不大能理解先生治学的苦心，反而埋怨先生过分谨慎；如今想来，惭愧不已。
    先生治学，一贯以“平实”取胜。从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可有理有据，立论大都站得住脚。已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颇能体现先生这一治学特点。“绪论”一章是根据59年代末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一文改写的、还是强调社会——文化——文学三者的互动，但具体的论述更为详实可信。先生不以理论思辨见长，大的框架没有多少突破，具体的论述则新意迭现。对桐城派的中兴，以及对弹词在晚清文坛的意义，先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尤其是关于15世纪下半叶小说的研究，更见先生的功力。大的研究思路仍是沿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用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来把握小说界革命前的中国文坛。可描述每一种小说类型的演讲时，先生都特别注意文学思潮与具体作品的历史联系。而突出西湖散人之《万花楼》开始体现“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合流的倾向”，或者将蒙族作家尹湛纳希的《一层楼》和满族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作为近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红楼梦》反响的两种趋向”，更是“道人所未道”。
    先生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相当精细，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关注，对通俗文化有很高的热情，这些都是他们那一代文学史家的共同特性；只不过因为先生治学严谨认真，不时能突破原有理论框架的限制。先生学有根底，却并非一味守旧，颇能欣赏与之不同的学术思路。1999年8月，北京大学召开“29世纪中国小说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先生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既高度评价了我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又坚持他注重社会思潮和强调作家作品整体把握的一贯主张，对此书有所批评。会后师生在未名湖畔漫步，先生一本正经地说，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路，我提意见只是表明我的态度，并没有要求你照改。你还是继续走你的路，不过讲话注意点分寸就是了。
    先生治学风格平实，除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外，更得益于其“分寸感”的把握。刚师从先生时，每次听完我的研究报告，先生总不忘叮嘱“论述时要注意分寸”。开始不免逞才使气，被敲打几次后也就老实多了；慢慢体会到治学中掌握“分寸感”的必要和艰难。我在中大师从吴宏聪、陈则光两位先生和在北京师从王瑶先生，除了具体知识外，最重要的收获莫过于对学问的敬畏之心以及对分寸感的掌握。只是直到今天，落笔为文，仍嫌火气太大锋芒太露，无法真正做到平正通达。
    先生是湖南人，但不吃辣椒，或许是久居岭南的缘故，反正显得温和、宽厚。在中山大学师从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那两年半时间里，有几件事件我印象特别深，自认很能体现先生的为人为学。
    我刚上研究生那阵子，略有狂态。第一篇交上去的读书报告专论五四白话文运动，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报告发下来时把我吓了一跳，先生的批注密密麻麻，和我文章的字数不相上下，有商榷论点的，有校对史料的，也有改正标点符号和错别字的。不在乎观点异同，单是这种治学态度就把我慑服了。读书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自觉平生治学不太敢偷懒，这与我前后师从的几位先生，不管学术成就高低，但都以严谨著称有关。
    1983年初，我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上发表了《论西方异化文学》一文。在随后而来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有人到处告状，指责此文为宣传精神污染，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意思。是先生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责任，向校方表示此文经他审阅，没有政治性错误。事件平息后，先生又屡屡告诫我：“讲话要有分寸”。我自然明白，这时所说的“分寸”，指的是别老闯红灯。先生对此事颇为自得，平生以鲁迅为榜样关键时刻能为学生撑一把腰，还有比这更值得骄傲的吗？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他向我介绍整个事件经过以及他自己的表现时，顺带提及鲁迅先生对待青年的态度。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使得许多研究者也都习惯于像他那样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这也是在中国，鲁迅研究界虽也鱼龙混杂，但总的来说骨头较硬，更讲人格和气节的原因。
    当我第一次向先生表示，希望到北京大学继续求学时，先生明显不悦。本来计划让我毕业后留在中大任教，可我却想跑出“康乐村”，这大概有点让他伤心。好在他和我的另一位导师吴宏聪先生都很推祟王瑶先生，相约让我提前毕业，并联合推荐我北上报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说是考上放行，考不上不准改换门庭。我临上北京就学的前一天，先生在家设便宴为我送行，酒后吐真言，说是“其实我年青时也很想上北京”。我也觉得以先生的性格志趣，更适合于北方生活，只是不好意思问当初为何没能成行。此后好几次见面，先生总不忘感叹：你当初决意北上求学是对的。至于为什么是对的，先生从不解释。在南方众多学者中，先生治学风格和趣味更接近于“京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促使他发此感叹？
    先生为人为学均极为认真，平时不苟言笑，学生们背后称他“陈老夫子”。每次上课，拿着厚厚一本讲稿，几乎照着念，很少有即兴发挥。同学们尽管钦佩他备课认真、治学严谨，可还是不大习惯这种沉闷的讲课方式。只是在若干年后，当初手舞足蹈因而大受欢迎的课程烟消云散，而先生认真扎实的讲授反而鸵现，大家这才承认“照念讲稿”也是另具一格。
    课堂上不苟言笑的先生，在家里却显得十分随和。接触多了，甚至发现表面迂执的先生，其实也不乏文人趣味。我北上念书后，先生曾录旧作寄赠：“月沉柳岸隐吹笙，何处朱楼酒未醒。莫道缘窗人寂寞，此声真合静中听。”不知诗后有无“本事”，也不想为此强作解人。只是隐约觉得先生晚年重录少作，有相当深沉的感慨。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