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一二•九”战斗洗礼的中山大学学生在白色恐怖统治下，斗争经验更丰富了。他们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又根据形势的变化，从事秘密活动，以便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斗争高潮。当学校当局采取变相开除学生，宣布不准曾振声、钱兴、李苏民（朝鲜籍）等一批爱国运动学生骨干注册时，他们便以集体力量，分批联名上书校长，要求援救被捕的三批同学和允许未注册的同学注册，结果果然奏效。邹鲁校长被迫同意曾振声等注册，并向广州公安局保释被捕的学生出狱。但公安局仍扣押冯道先、朱文畅两同学，及后加以杀害。与此同时，通过寻找到的个别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一批坚定革命的爱国学生，陆续被不同系统的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使自广州起义后多次遭受国民党破坏的中共各级组织得到恢复并逐步发展，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共党员起了极大的作用。
    通过这次爱国运动，中山大学学生组成的百个抗日宣传队深入粤桂各地农村，把抗日救国的思想散播到乡村里去。许多学生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到石牌附近10乡的“乡村服务实验区”的活动，开展乡村爱国教育，使附近的长湴村后来成为抗日根据地。而利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名义主办的广州民众歌咏团也成立起来，既作为掩护中共地下活动的阵地，又成为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的场合，推动了以各种艺术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后，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的筹备，11月8日在中山大学附中礼堂举行的广东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上，中山大学学生金昌华、黄焕秋、陈原等演讲时，都表示要发扬鲁迅革命精神，为团结抗日而奋斗。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不久，已恢复建立起来的中共广州市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解散中青和突进社，将其中具备党员条件的成员陆续吸收加入共产党。并通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广州创办由中山大学学生方少逸主持的《在抗战旗帜下》半月刊，宣传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中山大学由不同系统吸收入党的学生，也逐步统一起来成立党支部，成为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核心力量。故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中山大学为阵地的南中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便迅速掀起。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实现，这次抗日救亡运动，从省、市统治当局到中山大学当局，对于共同抗日均表现了不同程度的热情。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于7月31日通电蒋介石，建议正式对日宣战。并部署各学院各学系，调整或增设适应抗日需要的课程；采取措施防日机轰炸，防坏人破坏治安；并出面组织抗日团体——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本校工作团（后改称国立中山大学抗敌后援工作团），自兼工作团总指导，还支持他夫人梁定慧为团长的国立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亲任名誉团长。这种局面，有利于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国立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等多个抗日团体，是在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以学生的中共党员发动成立的，进而推动成立了以中山大学学生为骨干或主要负责人的广东青年统一战线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从而成为抗日战争中华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中流砥柱。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部分学生牺牲学业，带领或跟随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进行战略大转移，到珠江两岸、东江、西江、北江各流域，以及南海之滨的广大农村，发动农民，成立抗日团体，在各地建立并发展中共各级组织，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被迫解散后，又分散各地，以合法的职务掩护、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并进而成立了著名的珠江抗日纵队，与曾生（曾振声）为司令员的东江抗日纵队，加上其他抗日武装，成为继八路军、新四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武装之一——华南纵队。与此同时，国立中山大学师生员工，颠沛流离了七个年头，在国难中三次大搬迁，三易校址，艰辛办学过程中，始终不忘救国救民，在校内及所在各地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中共地下组织，在粤北坪石办学后期，还输送了一大批学生翻山涉水，前往东江一带参加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迁回广州办学之后，由于蒋介石政府发动全面内战，教育经费一再削减，办学、生活条件大不如前，严重影响了学校教学秩序，师生员工由于抗日胜利产生的美好愿望破灭了，于是，为争取和平民主，反饥饿、反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便成为师生员工的共同斗争任务。
    迁回广州后，中共广州地下组织、中共中山大学地下组织陆续成立，并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有利于带领师生员工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6年1月30日，在中山大学带动下，广州各学校学生参加的两千多人在市区举行声援昆明1945年“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的示威游行，打破了广州自沦陷到光复以来沉闷的政治局面，被当时进步报刊称为“响彻华南大地的第一声春雷”。
    由于蒋介石集团不执行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企图在广东挑起新的内战阴谋，中山大学师生和广州各校学生，乘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来广州的机会，于1946年2月19日，组织三千多人的大队伍到广州市大德路海军俱乐部孙科的住所向孙科请愿，提交请愿书，其内容主要是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要国民党承认广东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等。由于孙科与蒋介石有矛盾，遂收下了请愿书，并答应将这次要求转达国民党当局，请愿达到预期目的。
    制造“反苏”、“反共”游行，为策划内战制造事端，是蒋介石集团的伎俩之一。1946年2月24日，国民党军警闯入中山大学校园，威逼中山大学学生临工委员负责人刘承祖组织学生“反苏”游行未遂，殴打拒绝参加“反苏”游行的工学院学生江仲怡，并撕毁了八个进步社团的壁报，激起同学们的义愤。中共中山大学地下组织通过学校民盟组织及时召开秘密会议，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取得了胜利。针对“江仲怡事件”，于3月25日宣告成立国立中山大学人权保障会，并涌现更多的进步社团，由8个增至20多个，学生的进步势力壮大了。3月22日，文学院和法学院还联合邀请我国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来校演讲《和平民主阶段之文艺工作》，并为将创办的《中大文讯》题写刊名和题词：“华南民主堡垒中山大学万岁”。为占领学校的文化阵地和舆论阵地，20多个进步社团经协商后，于4月16日成立了中山大学文化社团联合会，《中大文讯》半月刊同时问世。后因时局变化和经费拮据被迫停刊。
    1946年“五四”来临，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事先部署了大规模纪念活动，后获知国民党当局策划血腥镇压的阴谋后，及时改变斗争策略，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保护了革命的力量。当天，国民党特务捣毁了进步报纸《华商报》、《正报》的广州分报馆和兄弟图书公司后，中山大学进步教授钟敬文等和人权保障会、文化社团联合会，分别给予有力的反击，愤怒抗议广州特务的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歹徒，指责国民党当局“法外有法何法可循？自欺欺人谁再被欺？”

    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在美帝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广东统治者为配合内战制造白色恐怖气氛，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扼杀人民言论自由和进步民主力量，中山大学师生员工争和平民主运动暂告一段落，转向以反对内战为内容的革命斗争。1946年12月24日夜，侵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的暴行，就成为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直接导火线。
    侵华美军自1945年9月30日起在中国海岸登陆以来，在中国各地视中国人民如牛马草芥，肆意凶殴、残杀，污辱并强奸中国妇女，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抗暴之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故“沈崇案件”一发生，即掀起全国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中山大学学生获知消息后，除张贴标语、召开时事座谈会，怒斥、抗议美军暴行外，还联络广州各大、中学校学生，于1947年1月7日在广州市区举行“声援沈案抗议美军在华暴行示威游行”。这支两千人的队伍，在文明路平山堂中山大学附中操场集合后，在所经街道向广大市民揭露、抗议美军暴行。队伍来到六二三路时，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学生、中山大学学生抗暴委员会委员周岳森的带动下，学生队伍冲垮了国民党宪兵设置在沙面桥上的铁丝网路障，冲进了帝国主义割据的租界——沙面，并向盘踞在沙面的帝国主义者示威，显示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
    抗议美军暴行游行之后，学期考试临近。部分学生对内战引起的物价飞涨造成的经济危机十分不满，不断召开福利问题、时事问题座谈会，自发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罢课运动，因广大同学忙于期考，响应者不多，达不到预期目的，反引起广东统治当局的注意。广东特务头子黄珍吾亲自掌握、布置中山大学的三青团和青年军合署办公，加强控制学生运动，并授意中山大学学校当局，于1947年3月1日贴出布告，以“煽动学潮，不堪造就”为名，开除抗暴运动的学生骨干左光宇、周岳森等10人的学籍。这事件教育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离开广大群众支持的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使他们更自觉接受地下党的指导。
    经过抗暴斗争，中共地下组织遵照上级指示，组织党员学习，进行了思想小整顿。并针对积极分子的要求，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的外围组织，经上级党批准成立了“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简称“爱协”，后派人到其他大中学校建立并发展组织，以后改称“地下学联”），于1947年3月29日正式成立。“爱协”成立后，党组织着重对他们进行群众观点的教育，并部署部分地下党员和“爱协”成员担任第一线的公开工作，准备在群众运动高潮到来时，在地下党领导下，出面指挥群众，开展斗争。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16所高校5000多名学生在南京联合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遭到蒋介石政府的血腥镇压，造成震动全国的“五•二0惨案”。消息传来，中山大学学生立即奋起声援，在祖国南大门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负责第一线公开出面领导运动的中共地下党员何锡全等同学，于5月22日晚在福利饭堂召开了时事和福利问题座谈会。并以参加座谈会的803位同学联名发起，于5月24日成功地召开了全校同学大会，以集体的力量与混进会场的特务分子展开斗争，将10多个特务赶出会场后，选举产生了何锡全等45人组成的国立中山大学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作为领导运动的机构。
    在工委会部署下，实现了罢课三天（24日至26日）的决议。在罢课期间，广泛访问教授，争取师长对运动的支持；开展各种与运动内容有关的活动等。由于学校当局不承认工委会的合法性，工委会于27日下午召开第二次全体同学大会，并向学校当局请愿，在不承认工委会的学校当局面前举行工委会委员宣誓仪式，并通过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的决议。中山大学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游行的决定，使广州各校学生深受鼓舞，纷纷予以响应和配合。
    游行示威原定6月2日举行，当中共获知广东统治者“六•一”镇压措施后，决定提前于5月31日举行。5月31日便成为这次革命的光辉日子。这一天，以中山大学为主力（全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员）的广州各校学生，在广州市区向百万市民揭露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罪恶，提高广大市民反饥饿、反内战的觉悟。这一天，当游行队伍途经长堤一景酒家时，突遭国民党收买的暴徒的袭击，几十位学生被打伤，其中重伤21人；队伍在长堤中央银行与海珠路口，又一次受到暴徒凶殴。由于太平南（今人民南路）还有暴徒埋伏，队伍撤回中山大学附中操场，开了一个临时大会，决定以罢课抗议。队伍刚离开市区，国民党军警便强行抓走中山大学教工家属、学生和石牌等村村民48人。是晚工委会召开全体同学大会，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迫害学生的暴行，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包括定5月31日为中山大学学生日。
    6月1日凌晨，国民党宪兵、警察、特务到处乱抓人。在市区抓走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章导、彭芳草和以章导为社长的《每日论坛报》全体人员；在石牌校区抓走2名学生和1名助教，还有法学院中共秘密党员教授梅龚彬夫妇，法学院丘琳教授和理学院廖华扬教授。经过斗争和营救，被捕师生陆续获得释放，因伤住院的同学经治愈也相继回校。6月10日，法律系和司法组的同学针对国民政府造法违法的行径，在孙中山铜像前当众焚烧了《六法全书》。6月14日，工委会召集全体同学举行游艺晚会，欢迎并慰问被捕和受伤同学回校。6月15日，工委会召开全体同学大会，通过了为顾及长远利益而参加学期考试的议案，这次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告一段落。
    “五•卅一”运动后，以胡泽群为负责人的中山大学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工委会认真总结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编印成《血债》一书，发给参加运动的师生作为纪念；并撤退运动中已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民盟成员和“爱协”成员。中共秘密党员梅龚彬教授去了香港，参加筹建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被香港达德学院聘为教授。公开领导运动的法学院中共学生党员何锡全也去了香港，成为中共在香港成立的“广州学运研究组”负责人并兼管广州地下党在香港设立的联络站工作。中山大学地下党，为扩大爱国民主运动的队伍，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将非法斗争转向以公开合法的斗争为主，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建立公开合法的阵地，如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农学院生产团，恢复南燕剧社、中师剧社、中师合唱团的活动等，以强大的革命势力，迎接解放广州的斗争。在壮大革命势力的同时，主动向反动势力发动政治攻势，使8个潜伏校内的特务分子孤立起来，成为大家监视的对象。中山大学由此获得“民主堡垒”和广州“小解放区”的称号。

    1949年初，在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下，在香港成立了以何锡全为主席的华南学生联合会（简称华南学联）。为统一广州学生组织名称，经广州地下党批准，广州各校“爱协”在“爱协”成立两周年时改称“地下学联”，并成立以胡泽群为总负责人的广州学生联合会（简称“广州学联“）。各级学联的成立，标志着广州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已转入为迎接解放广州的斗争，而中山大学师生反迁校的斗争，则揭开了迎接广州解放斗争的序幕。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拟迁广州并以中山大学校园作为院址的消息传来后，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会即进行迁校的民意测验，结果，教授们没有人投赞成票，投反对迁校的占86％；学生赞成迁校的仅2．7％，投反对票的占83％。1949年2月初，行政院迁来广州，广东统治者部署中山大学搬迁，全校师生坚决反对，举行正式反迁校测验，结果89％的教授和83％的学生都反对迁校，迫使统治当局另找地盘，反迁校斗争取得胜利。
    庞大臃肿的行政院于1949年2月5日迁来广州，使“广州物价为全国冠”。中山大学教授在生活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多次向教育部请愿改善生活待遇，但都没有结果，不得已于3月25日至4月18日实行“活命大罢教”，得到中山大学学生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影响所及，广州各大、中学校，广西、南京、上海、四川的多所大学，也先后罢教。蒋介石集团赖以“划江而治”的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均是动荡不安的局势，预示蒋介石统治行将崩溃的到来。
     在声援南京“四•一”血案的过程中，处于罢教的中山大学教授和支持罢教的中山大学学生，加强了团结，共同声讨蒋介石集团的血腥暴行，更多的师生彻底认清了蒋介石集团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和末日的来临，更坚定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期间分别成立的教授联谊会、讲师助教会、职员联谊会、院系联合会、工友会五大团体，成为迎接解放广州斗争的广泛联合战线。
    随着南京的解放，宣告了蒋介石王朝的灭亡。但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妄图以广州作最后的负隅顽抗。中山大学为此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再一次为防止迁校而进行护校的斗争。这期间，突然发生了广州警备司令部以莫须有罪名抓捕近200名师生的“七•二三”事件，从而使中山大学地下党的斗争任务更为艰巨，一方面要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师生，另方面要撤退更多的师生到香港，通过联络站转到“东江教导营”，准备接管工作。如法学院中共党员教授刘渠和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王越教授，在广州解放之初，便成为军管会派回中山大学的联络组正副组长。
    1949年9月间，中山大学和广州各校迎解放的护校斗争形势更趋紧张。奉命搬迁海南岛的中山大学当局，多次召集院、系负责人部署搬迁工作，而广大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如将校产装箱时，将不紧要的物品装箱运出，将贵重物品寄存在教授家中。理学院院长徐贤恭教授“令人将生物系的动植物标本搬上理学院顶层，并将楼门用砖堵死，使标本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最后，学校当局预算迁校经费90万银元，而流亡来广州的教育部只能拨给4万银元，迁校一事遂宣告破产，护校斗争完全胜利。
    10月14日，广州天亮了，解放了！中山大学师生员工兴高采烈，欢呼广州的解放。为民主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百余名师生员工的光辉革命业迹，将永远记载在中山大学的革命史上，为中山大学的后辈永远怀念！（完）（黄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