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为了巩固革命政权，加速革命和建设人才的培养，于1924年1月24日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2月4日又以大元帅名义下达两道命令：一是“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二是“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同年6月，孙中山又下令“任命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校长”。
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为健全学校体制和加强统一管理，制订了《国立广东大学规程》。根据《国立广东大学规程》，原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改为文科和理科；原广东公立法科大学改为法科；原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农科；另外还设有预科、附中和附小。1925年7月，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并入国立广东大学，改为医科。
各学院分散在市内各处，具体地点分别是：
-----文科、理科、附中、附小、校本部在文明路
-----法科在法政路
-----农科在广州市东门外鸥村及石马岗（今区庄）
-----医科在东山百子路（今中山一、中山二路）
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后，孙中山就认为，学院散在各处，管理上十分不方便，而且校舍毗连市区，车马喧嗔，也不适于修养求学，便命邹鲁择定广州市东郊石牌为新校址。1924年首先划定了2718．7亩，当时由于战事频频，加上财政困难，未能进行规划建设，先开辟为农科学院第二农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为纪念伟人，1926年8月17日国民政府下令将国立广东大学易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28年广州市政府又划定连接第二农场一带的荒山6000多亩作为国立中山大学新校区的一部分。至1936年，国立中山大学校园面积已扩展至12100多亩（不含林场在内）。
1932年2月邹鲁第二次执长国立中山大学，便开始拟定计划，筹备建设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永久校址。石牌新校的建设规模与标准，邹鲁将它定位在“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根据世界一流标准，邹鲁拟定了一个6年建设计划，每两年为一期，共分三期完成全部建校计划。
第一期工程1933年3月开始建设，预算建设费用约200万元。这期的建设工程有：农学院的农学馆1座，简易蚕室、调桑室及附属房舍数座，稻作场办公室及附属房舍数座；理学院的化学教室1座；工学院的电器工程、机械工程教室1座，土木工程教室1座；男宿舍6座，女宿舍1座，食堂2座；修筑公路70多华里。这些工程于1934年9月竣工。在建设中的有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当年秋季，农学院、工学院、法学院率先迁入新校址开学上课。11月11日，国立中山大学在石牌新校隆重举行庆祝建校10周年大会暨新校落成典礼。
第二期工程1934年10月开始建设，预算建设费用约300万元，而投标的总建设费为240多万，此预算节约了近50万元。建筑工程有：学校正门石牌坊1座，文学院1座，农学院的农林化学馆1座、园艺温室1座、农场总务股办事处1座、森林股办事处1座、农场贮藏室1座、蚕学院1座、乳牛房1座，理学院的数学天文物理教室共1座、生物地质地理教室共1座，工学院的化学工程教室1座、工厂数座，宿舍数座，新修公路50多华里，上述工程于1935年秋竣工。是年秋，除医学院及附属医院、附中、附小外，学校全部迁入了石牌新校址。
由于第二期工程欠款较多，第三期工程被迫延期，到1936年7月才开始建设，为期3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抗战开始，政府从9月起停止了建校拨款。至1938年10月日寇占领广州学校西迁时止，已完工的有研究院1座、体育馆1座、天文台1座、教职工宿舍1座、教职工食堂1座、教职员工家属住宅数十幢、木工实习工场1座、锻冶金实习工场1座。
至1938年10月西迁时，石牌新校除建筑物外，其它都成为农场、林场、果园、花圃。据1936年的统计，农场栽培的农作物有600多亩、果园栽种果树40多万株共800多亩、种桑20多万株约200多亩、栽种各种树木70多万株占地约5000亩、饲养家畜700多头、良种家禽一批。另外林场（南华山、罗浮山、鼎湖山、白云山等处共3万多亩）栽种赤松、黑松、各种竹子数百万株。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的建设，除部分由政府拨款外，大部分都靠向海内外各有关部门和人士募捐筹集。关于筹措经费的艰辛，邹鲁在他的回顾录里写道：“当时焦头烂额的情形，真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曾对学生说，为了筹款，除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外可说一切都已做到。这并非戏言，而是实在的情形”。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新校园，有长远的规划，布局合理，各学院自成一区，为今后的发展留有充分的余地。规模宏伟、宫殿式建筑群特具民族风格，受到海内外人士的交口称赞。如今，这些建筑都被列为广州市建筑文物保护单位。
邹鲁的治校之道
1932年2月至1940年4月，邹鲁再次出任已改名的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除抓紧新校址石牌的建筑并将大学部搬迁到新校址办学外，其治校突出之点，是大力延揽人才和抓前沿学科的建设。
1932年2月1日，邹鲁在学校大礼堂向全校师生员工举行宣誓就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职务典礼后，即抓紧延聘学有专长学者来校担任教授之职。邹鲁是在代理校长许崇清被免职后来校任职的，随着校长的更替，一批教授离校不返，故挽留或聘请教授成了当务之急。据《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刊载，邹鲁刚上任即亲自电函挽留、聘请教授。经邹鲁亲自挽留、聘请的教授计有：沈刚伯教授、周谷城教授、朱显桢教授、杨东
教授、梁伯强教授、黄枯桐教授、罗赝中教授、张作人教授等。 经过敦请，上述诸教授陆续到校任教。似此敦请教授，招揽人才，为每学年之平常事。敦请的教授，相当部分学问渊博，有的在国内外甚有影响。在邹鲁上任续聘或聘请的教授中，不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各学部委员（院士），如陈焕镛、梁伯强、丁颖、罗宗洛（还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朱冼、斯行健、乐森
、孙云铸、杨遵仪等。周谷城后来则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
1935年5月间，教育部核准三所国立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成立研究院，中山大学一跃成为全国三所研究型的大学之一，这既有前几任校长创办前沿学科的功劳，也有邹鲁极力扶持和努力建设前沿学科的良苦用心。
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正式成立于1935年6月6日，校长邹鲁兼任首届研究院院长。研究院的成立，是国立中山大学居于全国名牌大学前沿的标志，是全国少数几间一流大学之一。
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是将文学院的文史研究所改为文科研究所（内分中国语言文学部、历史学部），文学院教育学研究所改为教育研究所（内分教育学部、教育心理学部），农学院的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土壤调查所改为农科研究所（内分农林植物学部、土壤学部）成立的。
研究院所属研究机构，均已成立多年，成绩卓著，在国内外均有相当影响。其中有的曾停办过，如文史研究所前身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筹备于1927年秋，成立于1928年1月，是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来校任教后创办的，并在其基础上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故是全国之首设。其所出版刊物《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和《民俗》周刊（原名《民间文艺》）在语言历史学和民俗学界产生极好的影响。1930年10月，朱家骅继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时，因校款支绌，下令将其暂时停办。邹鲁出任校长后不久，采取扶持措施，恢复其活动，将其改名为文史研究所，于1932年11月聘请文学院史学系朱希祖教授为文史研究所主任。朱希祖接办之初，即恢复民俗学会，继续出版《民俗》周刊，并将原文史辑刊改为文史月刊，同时继续招收研究生。甚至还筹设文科研究院和中国学院。由于该所做出的显著成绩和较突出的学术影响，故学校成立研究院之时即为其中三个研究所之一。
文学院的教育学研究所，是与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同时筹备的，于1928年2月正式成立，为全国教育研究机构之首创。该所创办人庄泽宣教授是著名教育学专家，创立该所的同时又创办《教育研究》月刊，并刊印教育丛书。该所注意与国外著名教育机关联络，进行合作研究，与欧美、亚洲20个国家的150多个教育学术团体交换出版物。曾组学术代表团出国考察教育。由于该所为全国首创，故有关国际教育会议被指名出席参加。1934年5月，该所和教育学系被中国教育学会邀请为团体会员。由于该所设备齐全、队伍较强大，成绩卓著，故学校研究院成立时也为其中三个研究所之一。
农林植物研究所是著名植物分类学专家陈焕镛教授于1928年创设于理科生物系的植物学研究室，1929年扩充改名为农林植物研究所后隶属农学院。该所在陈焕镛教授亲自带领下所做出的显著成绩，早就蜚声国内外，陈焕镛教授作为中国第一位植物分类学家参加有关国际会议，被选为世界植物命名规律审查会专门委员会中国委员和世界植物分类组执行委员会委员。故研究院成立时，邹鲁将该所作为农科研究所农林植物学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农学院广东土壤调查所原名农林局广东土壤调查所，是1930年由广东建设厅农林局、广州农产品检查所和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共同筹设的，因经费由农林局和农产品检查所分担，故隶属于农林局。1932年9月，农林局将该所移归中大农学院办理，邹鲁即聘农学院院长邓植仪教授为农学院广东土壤调查所主任。邓植仪教授接任后，即制订《农学院广东土壤调查所组织大纲》，多次组织人力到广东各县开展土壤调查，将调查所得，进行化验土样、分析和统计各县土壤肥瘦程度，整理编印成调查报告，或撰写成研究论文或著作，为政府部门提供利用土地和改良土壤的依据。邓植仪教授更利用寒暑假期外出调查，不仅在广东，还到国内各地，还利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之便，进行土壤调查或考察，取得十分可观的成绩。故研究院成立时，将该所作为农科研究所土壤学部，从而成为全国高校成立最早的土壤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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