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都有自己悠久的教育体系,何况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这就让我们在书写现代中国大学史时,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是否承认其是因应西学东渐的大潮而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认为,我们有很久远的“高等教育史”,但没有必要将任何一所大学的校史溯源到西汉太学、宋元书院。也就是说,不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1088)等欧洲老大学比年纪,而更强调晚清以降中国人奋起直追,在教育体制创新、科研实力提升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
众所周知,中山大学的校史是从1924年邹鲁奉孙中山命创立国立广东大学说起的。而国立广东大学并不是白手起家,乃合并已有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省立广东法科大学、省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三校而成,第二年又有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加盟。这个线索非常清晰,没有人质疑。一方面,那是因为中大人普遍崇尚“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另一方面,我们更看重革命先驱孙中山亲自创立且题写校训这一光荣起点。
某种意义上,这既是考辨史实,也是确认立场、高扬旗帜。中国大学的命名方式,绝大多数是所在城市/区域,或再加上专业方向,极少有以人物命名的。名校中唯有中山大学是个特例,无论中文还是英文名称,都刻意提醒人们,这所大学是由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亲自创立,并为纪念他的伟大业绩而专门命名的。五年前,我在《中大的校魂》一文提及:“中山先生就是中大的校魂——其人格、其精神、其旗帜、其光环始终庇护着这所名校无数师生员工,督促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走过这艰难而又辉煌的九十五年。”不是说孙中山对于这所大学的规划十分周密,相反,所论甚少;但作为一面旗帜,他代表了中大理想性的一面——不屈不挠,砥砺前行。
表面上,百年校庆的重心是回顾过去,但更重要的,其实是面向未来。我们是站在当下,借回顾往昔来驰想未来,以确定如何重新出发,以及怎样勠力奋进。作为一所注册地在广州、布局三校区五校园的国内外名校,中山大学的文化基因起码包含三个层次:传统的岭南文化、近代以后的广东意识、近年迅速崛起的大湾区精神。四年前,我在京接受《百年中大·薪火相传》口述史小组的访谈,被问及“中山大学马上就要建校一百周年,巨变的中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变的时代和国家,您对百年母校想说点什么吗?”,我的回答如下——
中大办在广东,除了必不可少的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还有就是与地方文化氛围相激荡。整个广东乃至大湾区的风格,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生猛且务实”,关键在这个“且”字。务实而不保守,生猛而不莽撞,靠的是认清二者之间的张力,把握好分寸。少喊口号,多做实事,胸有大局,稳扎稳打,下一个百年,中大肯定能达成自己的目标。不过在我看来,比起“迈进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更重要的是,为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及文化复兴作出重大贡献,这种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文章更值得期待。
为什么要强调“广东乃至大湾区的风格”,而不是更为激动人心的国际性呢?这可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基于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发展路径的思考与辨析。
多年前,我曾针对关于北京大学办学方向的纷争,提醒人们,大学不只是生产合格的产品——比如学有所长的学士、硕士、博士,还必须融入并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精神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体的大学形象,是人文(或社科),而不是科学(或技术)。这不仅仅指‘教育’的学科定位,更包括‘办教育’这一行为本身所蕴涵的文化理念。大学不只需要SCI或诺贝尔奖,更需要信念、精神以及历史承担。”正因此,回首百年中国大学——无论北大、中大,还是其他名校,“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的大学观》)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绩,可以有很多论述方向,其中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以及大批高素质人才进入科研及生产的各个环节,绝对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远的不说,单是观察珠三角乃至大湾区最近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再看看历届中大毕业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很容易理解大学与社会共享共荣的双赢格局。
我曾将中国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思路最复杂、最有可能影响全球教育发展思路的“大学实验场”。在中国,不仅大学教授及教育行政官员,甚至大众传媒、普通百姓,也都热衷于讨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我们的大学还没完全定型,还有很大的可塑性。大家都相信,今天的讨论,即便无法立竿见影,但也有可能影响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也正是基于此信念,很多大学在纪念百年校庆时,都会邀请各方人物,畅谈中国大学的未来——即便这些论述日后多数被证伪,或过于理想化,根本无法落实,起码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人们对于大学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我曾选用六个蕴含巨大能量且充满戏剧性的“关键时刻”,来描述中国人创办现代大学的这120多年间的是非曲直、功过得失,那便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1919年的学生运动、1937年的大学内迁、1952年的院系调整、1977年的恢复高考、1998年的大学扩招与争创一流。大体上,二十年左右,我们就必须过一个坎。而在我看来,年轻一辈会觉得全球化乃理所当然,而像我这样从冷战走出来的,却清楚地记得,良好的国际交往与精诚合作,并非天经地义,而是无数先贤努力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到底何去何从,存在很多变数,我们能做的,就是敏感于时局变化,并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具体到校园生活,当务之急是重新理解世界大学发展路径及基本格局,摆脱各种大学排行榜的羁绊,探索新的路径及可能性。作为一所声名远播的名校,中山大学虽在各种排行榜上表现亮眼,但那绝非我们的终极目标。相对于我们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及处于生机勃勃且前途无量的大湾区这一有利位置,我相信母校日后一定能更上一层楼。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自身。最近两年,我不只一次应邀参与关于“大学,有什么用”的讨论。因为,随着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对于古老的以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为己任的大学——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学,构成了巨大挑战。最激进的见解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学”这一组织形式将彻底瓦解。而我更愿意相信,一千年来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大学”,进入AI时代,仍会继续发挥类似的作用。只不过技术迭代神速,世界日新月异,大学必须适应这一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学宗旨、学科体系、教学方式,以及培养目标等。
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如今,我的直觉是,我们正面临“大学”这一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发生根本性蝶变的前夜。思考中大以及现代中国大学的使命与愿景,必须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谈论,才能有比较清晰的思路。(本文为陈平原教授在“庆祝中山大学100周年大会暨创新发展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原文链接:https://epaper.nfnews.com/nfdaily/html/202411/16/content_10118078.html
(作者系学者、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