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草堂邀请我作关于岭南文化的分享，主题是聚焦广州这一百多年来的变与不变，以了解岭南文化的内核，重识一种“海风山骨”、不守于一隅、世俗而又现代的岭南文化精神。我深感地处岭南的广州、佛山、东莞等城市，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正在聚合、锻造出一些新的品质。尤其是它的日常性、现代性、未来性，更是突出的优长。而我们通常讲的岭南文化，由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所构成，到明清之际，这三种文化在岭南彼此激荡、融会贯通，在政治、经济、哲学和艺术上吸纳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又受开放务实的海洋文明所影响，岭南文化便自成一格，形成了极具包容性和创造力的一种地方文化。梁启超曾从人才地理的角度，提出了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珠江流域三个时期说，并断言清中叶以后，人才是以珠江流域为中心，出现了大量实业人物、革命人物，影响了中国局势的走向，背后也是依靠这种岭南文化支撑。
我曾用三个通俗的词来概括岭南文化的核心品质：世俗、生猛、现代。如果学术点讲，可说岭南文化是皆为实论，旨在创新，面向未来。
说到生猛，莫过于康有为。他年纪轻轻就写《戒缠足文》，并敢于给皇帝上书；主张变法，岭南人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他身上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二十一岁那年，还并无大声名，可从京城翰林院来的编修张鼎华到西樵山游览时，遇到了他，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不愉快。康有为在《我史》中记载:“相与议论，不合，则大声呵诋，拂衣而去。”由此可见康有为的性格。后来张鼎华的大度感动了康有为，两人亦成好友。
康有为正是在遇到张鼎华那年，于西樵山悟道的。康有为还自号西樵山人。
从万木草堂出来，我忽然想再游一次西樵山。
想来许久没去西樵山了。上回去，是因为读到湛若水的《游西樵山记》，文中说：“同三君者,由斜径攀跻而上，登绝坂，履崇崖，如乘云步空中，下视可悸。”像乘着白云在空中漫步，往下看不由胆战，这样的描写令人向往。去了才知，西樵山主峰大科峰的海拔才344米，“如乘云步空中”一说，明显夸张了。白云山30多座山峰的最高峰是摩星岭，海拔也才382米，每年重阳登高，人流密集，如同散步，也有人称自己上了高山。你若暗笑他，他就会回一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想想也是，湛若水在西樵山讲学多年，就悟出了山水“胜者不必名，名者不必胜”。方献夫在《石泉书院记》中回顾自己与湛若水、霍韬三人相继应皇帝召命而出山，“咸获登用”，“同时并显”，一时传为佳话，就以为这遭际与山川之灵的滋养有关，进而发出了“何以报山川之灵哉”的慨叹。
西樵山是有灵气的。
从广州开车一小时，便到了西樵山下。好友小麦已等在那了。她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这是五年后才“回樵”呀。心中一惊，距离上次来西樵山，转眼五年就过去了。
“回樵”一说，起于民间，何时兴起已无可考，可能和岭南人喜讨口彩的风俗有关。粤语中“樵”“朝”同音，便有了回西“樵”山，意同回“朝”为官。走进西樵山南门，行至石燕岩古采石场遗址，就可见到“回樵”石。工作人员也会提醒，“回樵”是好意头，回来一次，就会有好运。小麦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今天珠三角的大部分地区还在水面之下时，西樵山是水中一座岛山，从番禺城坐船来，大约要两天时间。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派重臣陆贾南下，说服赵佗归汉。赵佗带着陆贾，在西樵山赏美景，谈得十分顺利，赵佗同意归汉。刘邦去世后，赵佗与汉朝再起争端，汉文帝再派陆贾出访岭南，赵佗和陆贾又同赴西樵山谈判，赵佗再次归汉。“回樵”由此而成佳话，也成了好意头的象征。
但我此行更想看的是书院的遗址。之前读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陈恭尹的《西樵泉石记》，他说：“西樵有似于君子者四焉，地小而泽多，多奇而不扬，高而不孤，清不绝俗。”我想，这些君子之风，最好的承载者就是书院吧。明正德年间，湛若水、方献夫、霍韬三位岭南名士，相继在西樵山建立了大科、云谷、四峰、石泉四大书院，读书、讲学风气之盛，名动朝野。前段翻阅《王阳明全集》卷四，还看到王阳明于1519年写的《答甘泉》中说：“叔贤所进超卓，海内诸友实罕其俦。同处西樵，又资丽泽，所造可量乎！”他是说，方献夫的学识极好，天下难以找到可以跟他相比的。现在与你同处西樵山讲学，大家相互切磋，前途无可限量。被世人称为“西樵先生”的方献夫就是王阳明的弟子，为此，他的石泉书院也成了岭南地区传播阳明学说的一个中心。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更认为：“岭海之士，学于文成（指王阳明）者，自方西樵始。”
湛若水等人入驻讲学后数十年间，四大书院便成了重要讲游之地，西樵山也被誉为理学名山。明代学者方豪在写给方献夫的《西樵书院记》说：“西樵者，天下之西樵，非岭南之西樵也。”又说：“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也。”清代学者刘子秀在《西樵游览记》中说：“当湛子开讲席，五方问业云集，山中大科之名，几与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称道学之山。”可见这一“理学名山”当年的盛况。
湛子即湛若水，“湛子讲学岩”仍安在。只是，书院已成传说，毕竟四五百年过去了，岁月沧桑，四峰书院只剩少量的残垣断壁，唯一留下的遗址上，地面石砖上刻有“宝峰胜处”，看着这几个斑驳字迹，似乎能想见昔日的朗朗书声。事实上，在明清易代之际，西樵山四大书院就已颓败了。马煜作于1656年的《樵迹纪略》中就感慨到：“余生也晚，不及见霍、方、湛三先生居樵之盛。犹幸生于明季，在三先生五世之内，所谓石泉书院、御书楼、天湖亭迹，犹可见。未几而遍售累塚，无复有存，即天湖亦淤变为陆……遗址消尽。”
但我仍有不甘，来到了“三湖书院”门前，看着我的福建同乡林则徐亲书的这四个庄重而遒劲的大字，那种沛然之气，似乎能映照出旧日书院的繁华。据说，乾隆五十四年，三湖书院在西樵山白云洞中创建，之后引领了当地的崇文之风。如今，繁华已逝，所幸石头不朽，字还在，斯文还在。我在三湖书院附近，还看到两处石刻，一处刻着“坐看云起”，一处刻着“若谷”，我驻足良久，想起王维，想起《道德经》里说的“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这些字里行间，无不呼应着岭南精神的宽阔与包容。三湖书院里还有一幅梁启超的楹联：“春尽花魂犹恋石，雨余山气欲吞湖。”应该是春节之后，春雨带着寒意，梁启超看到残花遍地，虽有缺憾，但西樵山的壮阔风景，仍能寄托他的雄浑抱负。再想起一代武学大家黄飞鸿也诞生在西樵山下的禄舟村，他少年时代便锄强扶弱、济世安民，就更感此地不仅文脉绵长，还侠气昭然。清初诗人洪亮吉曾作诗说，“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西樵山尚存的，也许正是这种“雄直气”。尤其是看这里诸多不同年代的摩崖石刻，除前述所见，还有“洗心”“观奇”“醉眠”“飞流千尺”等字，无不刚毅有力，即便“浣红”二字，也绝无半点柔弱之气。一二百处石刻，遍布山林，处处有字，处处有诗，一路登山，即一路都在读书，我还情不自禁地同随行的孩子们读出声来。虽然盛极一时的四大书院只剩遗址，甚至连遗址也无可考，但那些精深的思想皆产生于这西樵的山水之间，山水在，石刻在，文气就还萦绕其间，朗朗的读书声就还会在来此朝圣者的心中响起。
我终于站在了西樵山九龙岩侧的仰辰台，在这个火山岩凝成的火山颈上，久久凝视湛若水题写的“仰辰台”三个大字，两米多高的正书，是西樵山中最大的一块石刻，据传湛若水是以“茅龙笔”作书，铁划银钩，确有千钧之力，又不乏妙趣和潇洒。我当即买下旁边小摊上的几枝“茅龙笔”，心想，这次“仰辰台上仰辰游”，我虽不能“一曲歌声彻九州”，却也曾心向北斗，神游万里，总算不虚此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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