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面抗战的1938年至1945年期间，为保全华南乃至国家文脉，中山大学先后转徙广西龙州、云南澄江、广东坪石、梅县等地，颠沛流离，烽火逆行，坚持办学，弦歌不辍。近四年来，在学校文化传承专项（文化建设）、历史学系、档案馆及孙中山基金会的联合支持下，我校历史学系师生沿着当年的迁徙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以田野调查、文献搜集及口述访谈等方式挖掘、抢救大批资料，填补了校史研究的空缺。这些考察展示了近代域外高等教育中国化、在地化的过程，既是学校的校史研究成果和追寻红色足迹的教育体验，也有力地推动了由广东省政府主导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建设。
本系列文章按照办学的时空先后，包括广州、广西、云南、粤北坪石、粤东梅州、潮汕等部分。在历史学系党委书记龙波的关怀下，得到系里曹天忠教授、赵立彬教授、李欣荣副教授等人的精心指导，由历史学系博士、硕士研究生胡锐颖、梁倩影、肖胜文、谢明杏、钟文静等执笔完成，通过抗战史、高校史与革命史三个维度，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田野中的中山大学抗战迁移历史图景。
在抗战后期东迁梅州的中大
1944年秋，第三次粤北战役爆发，日军先后攻占韶关、乐昌，在坪石办学的国立中山大学再度被战火波及。1945年1月，中大被迫进行抗战以来第三次迁校。坪石校本部师生先后撤往乐昌、仁化。据《国立中山大学滞留仁化员生概况》记载，由于仁化亦处于抗战前线，学校不久又择定校本部和研究院在龙川，师范学院在龙川龙母圩，农学院在五华岐岭，法学院在蕉岭路亭，理学院和工学院在兴宁东坝朱屋等地，文学院、医学院和先修班在梅县县城。很快，日寇侵入东江地区，龙川撼动，校本部、研究院、理学院紧急疏散到梅县。
校本部迁到梅县后，暂借公共体育场附近的私立学艺中学办公，研究院、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先修班以及师范学院附中的部分师生则自觅“客家大屋”上课。梅县有所谓“三堂、四横、一弄”的围龙屋，一栋就可供当时人数不多的一个学院之用。其他学院暂驻梅县周围。随后，生物学系主任任国荣等在梅县城西找到一处房屋作为理学院的教室，于4月18日复课。在梅县复课这段时间，留校任教的张宏达等租赁了梅县城西杨屋作为居所，常到梅县城北的广东省立高级农业学院图书馆绘图，贴在讲义上，作为教学参考。
学校迁往梅县之初，人员离散，经费不济，十分窘迫。为解决师生衣食住行的问题，学校一面在驻地寻觅公房和“客家大屋”，供师生暂时栖身；一面派知名教授到驻地政府暂借粮油副食以应一时之需。在梅县政府、银行和商会的协助下，学校经济困顿的情况有所缓解，一直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
在田野中发现中大
2019年11月18日，在梅州市党史研究室科长陈文燕、梅江区史志办副主任李继贤、原梅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小纪等人的指引下，考察团实地调研抗战时期中大东迁梅县的办学旧址，包括校本部旧址东校场背、文学院旧址曾龙岃守成居、文科研究所旧址张七凹等地。
校本部旧址原属私立学艺中学校舍，对面东校场系旧日县民较武竞技场地。入民国后，改为刑场、公共体育场，场地甚为宽广。东校场背的私立学艺中学旧址在1965年被转手给广东汉剧院后全部拆除。除了一段疑似学艺中学的围墙外，现在已很难找到原来办学的踪迹。
据1945年9月编的《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现状》记载，“本年春，粤赣转进，本院在粤北坪石铁岭院址陷入敌手，辗转东迁，择定梅县北郊曾龙岃村之守成居为院址，并于附近赁屋为教职员及学生宿舍，添置家私校具。虽甚简陋，尚勉足敷用。”文中所及之守成居即今位于梅江区城北镇曾龙岃觉堂自然村的守成居。许多蕴含着浓浓客家文化的民居建筑，大都依“岃”而建，与田园形成和谐美丽的景致。据守成居主人曾昭学介绍，家族一贯甚为敬重文化，与村民关系融洽。祖父曾纪守是法属留尼汪华侨，19世纪20年代初建成守成居。1945年，其父曾广早将守成居租赁予中大文学院办学。守成居是当地典型的反映地域文化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古民居，其风格中西合璧，内部空间大，至今保存完好。
曹天忠教授与守成居主人曾昭学进行访谈（来源：历史学系）
步行数百米，考察团来到张七凹益智小学，这里是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旧址。益智小学校是由华侨捐款建成的，后为梅县华侨中学分教处校址，现在划归地区无线电厂。据中山大学研究院教授朱谦之的回忆，1945年4月，他“在梅县张七凹益智学校二楼，设文科研究所办事处，请校添聘教授。”
当时，中山大学刚迁来梅县，举步维艰，朱谦之在这里先后写出《两粤历险记》《生活回忆录》《我与中大》《奋斗廿年》等文章记述这段经历。他说：“最可怜的是校本部竟无处栖身，只在学艺中学里暂借几间课室，而时时有被迫迁的危险。文学院初在张七凹曾龙岃，这时租期已满，条件不合，亦无法继续下去，正在我们四处觅屋预备下学期开课的时候，时局变了，抗战胜利是决定的了。回溯梅县的几个月生活，给我印象极深，尤其这个地方，是我一生思想大转变的所在地。人不到山穷水尽是不会变、不肯变的。但一旦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就会一往直前，力量之大也无可伦比。”这种思想的转变对一直致力于历史哲学的朱谦之影响巨大。他开始应用唯物史观来解释革命文化的背景，先后写出了《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战后文化观的改变》《战后文化展望》等文章与著作，这些努力使他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在文献中发现中大
在梅期间，考察团在梅县区档案馆发现了不少关于学校的档案，其中多条涉及师范学院及农学院，例如《国立中山大学组织系统表及规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33年度结业生服务志愿调查表》《梅县来府保送及考选中大师范学院学生公费生名册成绩表、试卷》《电发中大师范结业生服务志愿表》《函抄送中大农场速成堆肥制造法请转各乡仿制由》《省教育厅案准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为华南之最高农学院》等，这些档案史料丰富了研究者对中大东迁梅县历史的认识与理解。
在梅县区档案馆查阅档案（来源：历史学系）
梅州市剑英图书馆现存有比较丰富的史料，如《中山日报》（梅县版）记载法学院在蕉岭路亭墟办学，中大梅县临时办事处迁到金山顶县立图书馆，先修班借梅县华南中学教室上课等情形。《大光报》粤东版则记载了法学院从蕉岭迁到梅县浮下，工学院借梅县县立第一中学上课等珍贵信息。从这些碎片化的史料中，我们逐渐拼接出一张比较具体的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东迁路线及相关办学地址的地图，这是本次梅州考察的重要收获之一。
梅州之行，使大家从地方档案、田野考察、口述实践等角度对于国立中山大学在梅办学历史进行探寻，勾勒出中大与梅州的显隐关系。近代的梅州历史可从三个维度进行解析，即地方的抗战史、田野的高校史与革命的区域史。“地方的抗战史”关注抗战时期梅县的重要地缘优势，发现其为广东抗战乃至全国抗战所起的作用；“田野的大学史”通过对梅州地区的见证者及知情者进行口述访谈，结合地方文献的互证，书写出了生动且充满温情的中山大学校史；“革命的区域史”则强调对于梅州客家精神与近代革命之间的关联，特别对其背后所蕴含的红色基因与苏区精神进行分析，勾连出梅州、广州甚至华南区域的近代革命史。
不忘来时路，要求我们铭记历史。我们要在新时代不断重温革命先烈与民族英雄的家国情怀，感念抗战时期滋养着中山大学师生的梅州山水与客家精神。这是一种勇于开拓、不断进取、怀国爱乡、崇尚文化的精神，是客家文化的精髓。这将继续为梅州的持续发展与提升转型，为梅州的红色基因与中大情缘谱写出新的篇章。
文稿终审：历史学系 龙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