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山涛竟然熟知兵法。《世说新语·识鉴》第4则说：
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闇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闇与道合。"
晋武帝司马炎在宣武场谈论武备问题。他打算弱化武备，强化文教，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国策宣示，故而亲自来到宣武场，也把众大臣全部召集起来。山涛听完之后，认为皇帝所说有其失宜之处；因而跟众位尚书谈论孙武、吴起的用兵之道，越谈越深入，在座的人无不赞叹、佩服。大家都说："山少傅所论，真是天下名言。"后来，宗室王侯各自骄纵，越做越过分，动不动就爆发祸端，相互厮杀，而各地的盗寇纷纷趁乱聚合，祸上加祸；由于弱化了武备，各地郡县封国不足以制服动乱，祸患渐趋严重，不可收拾。这样的后果，一如山涛当初所料。当时的人议论说："山涛不以研究孙吴兵法出名，而谈论起兵法来每每跟孙武兵法暗合。"西晋末年的大臣王衍（夷甫）也赞叹道："山公所言，暗合治兵之道。"
山涛论兵，当在其做"太子少傅"时期，故人称"山少傅"。《晋书·山涛传》记载，"咸宁初，（山涛）转太子少傅"。咸宁，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二个年号，第一个年号是泰始（公元266—274年）；而咸宁（公元275—279年）是司马炎正要巩固权力的时期。司马炎大概认为，此时"国基"已立，正是"偃武修文"、步入"国家正轨"的时候，如果再加强武备，在"兵农合一"的格局内，则不利于发展农耕业，不利于民生。按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做法，与"文景之治"的思路相似。可是，山涛敏锐地意识到，片面弱化武备不可取，故而不完全赞同司马炎的意见。
《孙子兵法·始计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除了强调武备的重要性，还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大概山涛是从一般性的角度说明军备不可忽视、军事不可失"势"的道理。西晋政权只是接了"曹魏"的"盘"，距离"三国纷争"为时不远，山涛所论，大概也是从"大局"着眼的，未必与西晋日后的"内部权斗"挂钩。山涛去世时，司马炎尚在，那时还没有"诸王"不可一世的情形。所以，"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云云，说得山涛"料事如神"，这只是后人的附会之言。
我们不必过高估计山涛所论的"预见性"。他不太可能"预见"在他的身后会出现"八王之乱"这类毁灭性的历史事件；出现"八王之乱"也不完全是因为弱化武备触发的。这本来是一个"政权结构性问题"，相当复杂，此处不赘。
山涛在司马炎宣示"国策"之后，"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可见他平时是读过《孙子兵法》或《吴子》的，故原文说"山涛不学孙、吴"，不能够仅从字面上理解，而应该回到当时的语境看，即彼时的人都知道山涛精研《老子》《庄子》，是清谈专家，却不以研究"孙吴"著称，可是，在谈论"孙吴"时，却也能说得头头是道，这才是让人们觉得"意外"并且表示佩服的原因。
无论如何，山涛长期被忽略了，很值得研究。山涛是古代从"士人"转化为"士大夫"的一个复杂而典型的"标本"。
（本文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原文连接：https://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2403/04/content_1009190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