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钦，著名戏曲史家、古代文学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61年9月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师从王起（季思）教授攻读宋元明清文学（以戏曲为主）研究生。学术专长为中国戏曲史教学与研究。
4月11日，由中山大学中文系主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的世界读书日活动——“今天我们该如何读关汉卿”主题报告暨《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新书发布会在中山大学中文堂举办。
《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由中山大学教授吴国钦历时多年修订完成，是对1988年版《关汉卿全集》校注本的全面升级。全书收录关汉卿现存18部杂剧与散曲，增补3部杂剧残曲、1部散曲残篇，附录关汉卿生平及评论资料摘编，内容翔实、考据严谨，是关汉卿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读关汉卿不仅是读历史，更是读人性。”吴国钦表示，关汉卿以杂剧创作作为表达自我与反映社会的窗口，其笔下的底层女性形象与市民意识，既是元代社会的缩影，也是对人性尊严的永恒追问。
应该如何读关汉卿？为何至今未形成专门的“关学”？近日，吴国钦教授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重新审视关汉卿的每一部戏
羊城晚报：您在1988年出版了《关汉卿全集》校注本，时隔三十余年出版新编全集，有何机缘？
吴国钦：这要从1980年开始说起，当年王起（季思）老师带领苏寰中、黄天骥和我三位年轻教师出版了《元杂剧选注》，1985年又出版了《中国戏曲选（上、中、下）》。在这两部著作中，我负责编写关汉卿剧作的部分，这为我之后撰写《关汉卿全集》校注本打下了基础。
从198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再翻看《关汉卿全集》校注本，发现有一些不足。时代发生变化，我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变化，应该让读者看到符合当下思想的关汉卿剧作，重新审视他的每一部戏。
2023年年初，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考虑到30多年来学界未有新的、便于读者使用的关汉卿作品校注本问世，决定重新编排，由我写作关汉卿每部作品的导读，重新审订注文与校勘记，成为今天这本《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
羊城晚报：此番新编校注关汉卿全集，有何甘苦？
吴国钦：校注古籍是叫人喜忧参半的事情，有时为了一个词语或某个故实，要先从《词源》开始查阅，然后查《中文大辞典》，查不到再去图书馆翻《大汉和辞典》。如此努力、努力再努力，却不一定有收获。当然，有时找到某一难僻字的解释后，豁然开朗。所以说校注过程甘苦参半。
羊城晚报：相较1988年版本，《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增补了三部杂剧残曲以及一部套数残曲，这些增补出于怎样的考虑？
吴国钦：当古籍流传下来的版本不全、记载不同时，应该收录哪些作品、如何收录，这是学界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目前学术界一致意见是宁可收错不要收漏，先把关汉卿写的作品、针对关汉卿的史料记载收录进来，供后人甄辨研究。
羊城晚报：关汉卿最为人熟知的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在两个版本的全集中均以臧晋叔的《元曲选》为底本，在底本选取上有何依据？
吴国钦：该剧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代陈与郊编、万历十六年(1588）龙峰徐氏刊刻《古名家杂剧》本，明代孟称舜编《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本和明代臧晋叔编《元曲选》本。臧晋叔曾参照多种藏本进行加工校订，故关汉卿剧作的诸版本中，以臧本为最佳。
“红学”像海洋，关剧像瀑布
羊城晚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关汉卿及其剧作？
吴国钦：关汉卿自嘲为“江湖浪子”，这是他跟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前代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在。他不是一名封建士大夫，不向文人情调靠拢，而向市民趣味倾斜。
元代前期约40年没有举行科举考试，关汉卿失去了科举的“上天梯”，只好沦落到勾栏瓦舍为倡优写唱本、写杂剧。他一生写了60多种杂剧，但元杂剧里司空见惯的神仙道化剧、山林隐逸剧是他从未触及的，因为他对虚无缥缈的世界没有兴趣。
不管是《窦娥冤》还是《蝴蝶梦》，他的公案戏都是通过人物遭际揭示悲剧根源，表达市民阶层“法平等”的意识，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在仅存的18部关剧中，旦本就占了12本，《窦娥冤》的窦娥、《救风尘》的赵盼儿、《蝴蝶梦》的王婆、《五侯宴》的王嫂等，她们都是社会底层女性。
关汉卿对底层百姓有着特别的关注，为弱者战胜强者、公理战胜强权鼓与呼，写出了多部眼睛向下、反映现实的杰出作品，实际上开创了元明清市民文学的先河。
羊城晚报：夏衍在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关学”，与西方莎士比亚的“莎学”对举。如今60多年过去了，这一学问似乎仍未形成？
吴国钦：原因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汉卿本人的生平史料很少，《录鬼簿》仅有11字记载：“大都人，号已斋叟，太医院尹”，最后四字究竟是“太医院尹”还是“太医院户”，至今仍未有定论。
其次是关汉卿的作品表述直白而强烈，不像《红楼梦》那样博大精深，充满“迷宫式”的内容与人物，可以令人去探究深挖，甚至钻牛角尖，因此形成一门专门的“红学”学问。我曾作过一个比喻，“红学”像海洋，浩瀚深邃，不易捉摸；关剧则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壮观、震撼、奔泻直下，不存在谜一般的内容与人物。
羊城晚报：从《中国戏曲史漫话》到《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您都注重作品的形式创新、通俗易懂，这是否和您多年坚守三尺讲台有关？
吴国钦：我在中大中文系任教几十年，发现很多学生刚开始读剧本时会产生畏难情绪，读不进去。关汉卿的杂剧广泛展示了宋元时代的婚嫁礼仪、岁时节令、衣食住行等诸多习俗，但也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挑战。比如元杂剧里的角色行当和传统的生旦净丑不同，将“生”称为“末”，还有“孛老”“卜儿”等杂当。
因此，在重新编排之初，我就把《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的阅读对象定为高校师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希望达到一定阅读门槛的读者，能够更深入和直接地了解关汉卿及其剧作，投身到经典文化的研习之中。
“小狗”也可以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羊城晚报：您最初是如何走上戏曲研究道路的呢？
吴国钦：我是汕头人，家住在福平路尾，离大观园戏院只要五分钟的路程。大观园戏院建于1929年，是汕头开埠后建的第一家戏院，可容纳观众座位约1400个。我曾在大观园门口铺一张报纸，用竹篾盛着花生卖给来看戏的人。
因为家里经济拮据，尽管父母都是戏迷，但没有多少闲钱可以看戏。好在家离中山公园也很近，那里的大同游艺场也经常有演出，每天下午在每一场戏的最后半小时便允许人们随意进出，小孩子们都会在那时一拥而入。那是难得的不用花钱又可以看戏的机会。得益于此，我看了相当多的戏，主要是潮剧，也有不少外地的剧种，比如广东汉剧、福建梨园戏、福建芗剧、海陆丰正字戏、白字戏等。
后来走上戏曲研究之路，主要是个人兴趣和导师王起先生的引导。读高中时，我在报纸上知道中山大学有一位“王起老师”，还有一位“王季思老师”，名气都很大，来到中大以后才搞清楚他们原来是同一人。知道学校里有这么知名的戏曲专家，特别高兴，也愈加崇拜王老师。从1961年开始，我跟随王起先生攻读研究生，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羊城晚报：能否谈谈您与王起老师的故事？
吴国钦：有一次我去看王老师，发现他在大热天里戴着口罩。我问老师是不是感冒了，他说不是。原来他当时正在审校《全元戏曲》书稿，因为口涎失禁，经常不自觉地流下来，怕弄湿了书稿，又不肯停下工作，只能戴着口罩坚持校对书稿，每隔一个小时就换一只口罩。他当时已经80多岁了，还这样坚持工作、辛劳付出，这个场面直至今天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历历在目。
在最后的时光里，他在病榻上仍坚持写诗。他先在脑海中构思，然后让儿子用耳朵凑近他的嘴巴，听清每个字后记下来，一首七言绝句28字，花费一个多小时才完成。这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
羊城晚报：您退休后并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2015年与林淳钧老师编著了《潮剧史》，2018年出版了《古代戏曲与潮剧论集》，如今又有新作面世。这样满怀热情、执着追求的动力从何而来？
吴国钦：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对戏曲研究有兴趣，要满腔热情，在此基础上要多看戏、多读书、多摘录。我很欣赏莫泊桑关于“大狗小狗”的说法，他曾说：“自从契科夫把小说写得如此精妙之后，要超过他实在不容易。不过，世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应因为有大狗的存在而自惭形秽。无论大狗小狗都应该叫，就用上帝赐给它们的嗓子叫好了。”我认为他说得很对，“小狗”也可以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羊城晚报：未来您还有怎样的创作计划？
吴国钦：我现在是“80后”了，因为身体和精神状况不佳，目前没有大的写作计划。平日里喝喝茶、看看书，偶尔写点随笔，前段时间写了一篇《为什么王国维说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发表在《羊城晚报》上。
羊城晚报：感谢吴老师，我留意到您桌边的篮子里还放有一份《羊城晚报》。
吴国钦：我读本科时家境贫困，尽管拿到了伙食费、生活费的甲等助学金，只够用在理发、买牙膏牙刷等基本生活用品上。后来我就尝试写文章投稿给《羊城晚报》，没想到被选用了，一下子得到了6元稿费。当时一个月生活费补贴才3元，于是我很“阔绰”地买了人生中第一支钢笔，一支比较像样的永生牌金笔。
羊城晚报：每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您对于正在读书、做学问的年轻人，会给他们什么样的阅读建议？
吴国钦：不要满足于浅层次的快餐文化，多阅读经典，阅读古今中外众多不朽的经典，乃是人生一大乐事。
原文链接：https://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25-04/15/content_2980_70084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