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1972年生于福建长汀。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一级作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著有《文学的深意》等。
在采访之前，谢老师说：“我们先吃饭。”
中山大学南校区的学生食堂，午餐时分，人头攒动，青年学生特有的朝气蓬勃，给普通的空间和饭菜注入生气。窗外，一切树木都在萌新，校园主干道两侧的榕树和香樟树上，遍布岭南特有的藤蔓，这使得所有枝丫都毛茸茸地膨胀出来。苍翠被成倍放大了。此刻，万物都在努力生发，无须语言，只要置身其中，就能被这种生命力感染。
饭后，谢老师带我穿过这片绿意，经过怀士堂、马丁堂和中山先生像，我们在陈寅恪故居前停了下来。陈寅恪先生住过的两层红砖小楼前，有一尊铜像，采用的是陈寅恪着长衫、扶着手杖坐在藤椅上的形象。陈寅恪抬头看着远方，仿佛在静观周边一切，也像在屏息凝神，沉默思索。
陈寅恪说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大师搭在藤椅的左手凸出的关节，和他右手所握拐杖的握把，都已经被人摸得发亮。谢老师说，很多人到中大都会来这里瞻仰这位被视为学术精神、自由人格的典范。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读下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著作，但大师的形象和影响力早已超越其在学术界的地位。“许多人在专业知识上头头是道，他们具有事实判断力，却缺乏一个读书人应有的价值判断力。传统的教育重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最终是要把这个人建立起来。”谢有顺说，“有了一个立得住的人之后，他一定会影响到周边的人和环境，这也是实现文化价值的一种方式。”
青草真长啊，漫过我们的脚背。小虫子、蝴蝶活跃在草尖上，小猫从草坪的一头快速窜到另一头，骑单车经过的年轻情侣，停下来对着小猫拍照。有几个毕业生穿了学士长袍在拍照，走出很远，还能听见他们抛起帽子时飞扬的笑声。自然的四季变化，时光的流转，的确以一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方式影响着周边的一切，彰显着恒常的力量。
在历史悠久的校园内，大学散发独特磁力。这是个既有些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又营造着自己日常规则和节奏的场域。2006年起，谢有顺到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谢有顺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0年，他被世界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选为“全球青年领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22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今年2月22日，广东省作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广州闭幕，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作协主席团成员，谢有顺当选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我们预备谈文学的深意，预备谈批评的力量，预备谈岭南的文化，也预备谈他一路走来的人生历程，谈他如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活跃者，谈他这段被称为“少年成名，出道很早，从无被退稿，一帆风顺的文学尖子生”的历程。
“但其实我比我的同龄人都要曲折。”谢有顺说，“但等一等，等一下正式采访时我再和你细说。现在，我要先回家盯一盯吃午饭的孩子们……”谢有顺回到了此刻。
他告辞并转身走向大学的家属区。他先回到了日常。
1
周末周刊：都说五十而知天命，谢老师觉得“知”了吗？
谢有顺：谈不上“知”。何况这种“知”何其难……但到了我这样一个年龄，肯定会回望自己，并且重新梳理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自我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年轻的时候，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这样一种人。有了一些阅历、经验、阅读和思考之后，对自我的认识、定位会发生变化，包括如何评估自我实现的方式，这是一个把已知的观念打破后重塑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反省也会带来一种快乐，因为你洞悉了另一种真相。
有时我们评述别的东西比较容易，但反观自身时却有一种陌生感，甚至疏离感。而真正的文学，就是从灵魂深处升腾起来的对自我的重新确认，也是不断通过重建陌生感来保护自己对世界的热爱。
周末周刊：别人说您是“少年成名，出道很早，从无被退稿，一帆风顺的文学尖子生”：1992年还在读大二时就在《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文学评论，大三时就在《文学评论》发表万字长文，是当时《文学评论》复刊后最年轻的作者，自此以后一直是各类顶刊的作者，30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学现场。您觉得自己算是一帆风顺吗？
谢有顺：当然不是，我的成长经历非常曲折。你想，我作为一个70后，还有因为家境贫寒而小学辍学的经历，这在同龄人中几乎没有。
我老家在福建龙岩长汀县，那儿地处闽西，交通不便，我家所在的美溪村到1999年才通电，2005年才通公路。我的母亲不识字，父亲是个裁缝，除了干农活，也割松脂、造纸、做建筑工等，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我家所在的村庄离集镇很远，连做小本生意的可能性也没有。
现在我的学生问我具体出生时辰，他们算星座星盘需要这个。但我却不知道我出生的精准时间，父母只告诉我是村里“看见炊烟”时生的我。而在夏天，村里人煮饭有早有迟，难以判断。当时全村几乎找不到一个钟表。
周末周刊：您现在带自己的孩子回老家，会和他们说起爸爸小时候的生活景象吗？
谢有顺：我会说，但他们未必会有兴趣，现在乡村路面全部硬化，家家户户都住上小洋楼了，一切都变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分田到户的时候，我家七口人只分了3亩地。每年种水稻，大概只有一亩多地的产量还凑合。其他是山沟里的田，边上都是杂树，阳光很少，作物长势很差。我小时候什么活都干，双抢的时候，插秧、割稻子、晒稻谷、拔草，给秧苗施肥，还要放牛。
冬天牛在山上转了一整天也没吃饱，它就会去啃别人的油菜和地瓜，要看着它，不能让它踩坏别人的地。有时给它吃干稻草，它会摇头表示不吃，但没别的法子，不吃就得饿肚子。那时，我们人也还饿着呢。
周末周刊：回望这段经历，您是否觉得，自己比同龄人更吃苦耐劳些、承受力更强些？
谢有顺：我们70后，其实不管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还有物质匮乏的童年经历。但是像我这样辍学一年多后再回去读书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在村里刚上五年级，家里因为贫穷，父母去隔壁县谋生，我也就辍学跟他们去了。父亲当时认为，学木匠和学中医是能传家的两门手艺，他就和自己认识的一个开小诊所的老中医签了协议，让我跟他学医。协议是学师三年，那年我11岁，我父亲怎么会认为我14岁出师后开个诊所就会有人来找我看病？想想也荒唐。
但不管怎么说，我过上了学徒的生活。早上起来给师父烧水、泡茶，在诊所打扫卫生，偶然也帮他抓药打下手。半年多过去了，师父什么也没教我。有一天，我主动要求师父教我点什么，他就给了我一本《汤头歌诀》（清代汪昂所著的中医方剂歌诀集，收录320首方剂，分为20类，以七言诗体编成），嘱咐我先抄下来，然后背下来，他才开始教我。我花好些天把书抄下来，可能又过了一二十天吧，就把整本书背下来了，师父不相信我能背下一整本书，就随便抽其中一味药来考我，我对答如流。当天夜里，师父就去找我父亲，说，你得让这个孩子继续念书。他甚至把我的学徒费还给我爸，说，你不能浪费人才。
第二年春节，我回老家给长辈拜年，遇到我原先的小学老师谢冠茂老师、范丰盛老师，他们知道我读书自小就是全校第一名，故一直在找我，想让我回去读书。我家里贫穷，就免了我的学杂费。于是，我孤身一人回到村里，寄宿在我堂大伯家，补读了小学五年级的下半学期。要是没有中医师父对我的爱惜，没有小学老师对我的挽留，没有我伯父伯母照顾我，我的人生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我终生感念他们。
我对所经历的艰难从不抱怨。任何人生经历都是命运对你的馈赠，可以磨砺你的意志、增加你的见识。上大学后，我在图书馆里能如饥似渴地读书，可能也得益于这段经历。说实话，在我那样困顿的家庭，我的文盲母亲生了三个儿子，后来都成了大学教授，确实不易，靠的就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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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周刊：您现在和自己孩子相处时，会有意识地给他们更多关爱吗？把你小时候没得到的那份物质支持和精神滋养，都给他们？
谢有顺：我对自己的孩子是放养的。每个新生命，都和当下的时代和社会相联系，环境会塑造他们，他们属于他们的时代，不属于我。
我小时候，脚踩大地所体验到的汗水的滋味、观察到的农村人际交往中的微妙，以及了解大自然的变化带来的人生领悟，打开了我另外一方面的感受力，可能对写作也是一种极好的滋养。学文的人，应该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个整体。我们的人生不过是这个庞大整体里的一段，以此观复，此刻遇到的困境，也不过是这个阶段里一个小点。
周末周刊：也是您天资聪颖难自弃！
谢有顺：其实农村有大把天资聪颖的人，但大多数人受制于环境，没能冒出来。现在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发达，偏远地区的人也有可能被关注，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获得许多免费的教育资源和名师课程，有了更多的成才机会。但真正能突破环境的人还是少数。
周末周刊：今天您如何再看“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
谢有顺：现在AI迭代能力惊人，有问必答，很多人觉得读书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很多好大学的毕业生也未必能找到理想工作，求学的重要性是不是要打问号了？其实读书不完全是为了获取知识，读书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训练，一种判断力训练，它对于一个人能否被完整塑造和建立起来至关重要。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科技带来多少便捷，总还有一些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存在——人作为一个生命体，他的人生必然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梦想也有绝望，当一个人孤独且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用什么精神力量来援助他、激励他，这就需要谋生之道和技术主义以外的人文力量。面对人生各方面的不确定性时，需要有不断成长和丰盈的心灵。阅读是与书本背后的灵魂对话，让你学会和一种长久、雄浑的价值结盟，这个过程使你的心智变得饱满、丰盈、有力。如果你能享受这个思维训练过程，你就有机会突破你所在的环境，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当科技的进步改变我们与知识的关系的时候，持续的阅读能改变我们和世界的链接方式，阅读让你成为一个不放弃思考的人，一个有历史感和价值感的人。在阅读中，你不仅活在当下，你还有过去和未来。
周末周刊：像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的那句石刻铭文，“认识你自己”。
谢有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关键的一点，是要看到我们经常批判的东西，我们自己身上也有。人的失败，许多时候不过是做了欲望的奴仆罢了。诚如一个哲人所说，当你看到人类的生命是可悲悯、可同情的，你对人的过错，口里即便责备，心里责备的意思也很少。因为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人是要有一点悔悟、自新精神的。
周末周刊：如果回头看，会想在人生哪个节点上再改变一下？
谢有顺：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如果人生能重新开始，我希望自己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做好三件事情，一是早起，二是运动，三是勤做读书笔记。搞文学的人，多数没有养成早起的习惯，这也是我人生的短板；我小时候干农活干怕了，所以就想偷懒，不想出汗，不想运动，加上农村学校缺体育器材，也就不擅长某一项运动，是一个缺憾；年轻的时候，仰仗自己记忆力好，读书不太做笔记，失去了很多知识积累的良机，同时也不够勤奋……
周末周刊：您已经很发奋了……
谢有顺：应该在一个人记忆力、理解力、领悟力最好的时候读更多的书、积累更多精神资产，才能在后续人生中不断发力。我读书的强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现在经常告诉那些聪明的年轻人，不要迷信自己的记忆力，要注意一点一滴的积累。我最好的读书时光过掉了，今天我是多么希望当年能碰到一个老师能不断督促我：早起！运动！做笔记！那样我一定会成长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现在也苦口婆心，想让我的学生避免我走过的弯路，但我也明白——年轻人或许不会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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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周刊：我留意到您在中文系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上面是两位当代名家在同一张纸上给您的题赠。右侧是王蒙为您题写的“心如明月笔如痴”，左边是贾平凹的“到底毛颖足吞虏也”。是否可以理解为前者指的是文字温润的诗性，后者指的是笔力的雄浑有力？
谢有顺：两位前辈的墨宝写在一起是一个机缘。四尺整纸，王蒙老师写了一半，不久之后见到贾平凹老师，我请他题写了另半张纸。
写什么话，表示一种期许。但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要有两套笔墨，既要有思考、论辩的硬度，也要有感性、柔韧的表达。文学批评是要通过有效地分享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来重申自己的存在，在解读作家的同时，说出批评家个体的真理。
周末周刊：您多年笔耕不辍，肯定是心中的热爱支持您一直深耕文学批评领域。我很喜欢您曾说的，要“以一种生命的学问，来理解一种生命的存在”。
谢有顺：从事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喜欢，没有喜欢，没有个体生命的投入，文字就定然不会有体温、有文采，学问就更谈不上能贯通天地和人心了。
今天的学问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今天的文学也更像是纸上的游戏，身世和时代正在消隐，所剩的，不过是些材料、名词、公共经验，以及下面那颗斤斤计较的心。我一直向往梁漱溟所说的“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做学问的最高境界，还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的生命有关，而不仅仅为知识所累。
写作的后面站着一个人。这是一切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归结点。但一度，我们过度强调精神的个性和形式的创新之后，其代价是失去了和更广泛读者交流的通道，可能也会把文学逼到一个相对孤独的境地。
我记得贾平凹曾用在家门口种花为例比喻文学，在自家门口种花固然是为了悦己，但应让每个路过的人也能欣赏，大家看到了花，闻到了花香都会心有所动。好的文学，在感动自己的同时，也要能感动别人。假如不能对话时代，仅仅只剩你一己的叹息乃至悲伤，究竟有多大价值？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要让写作更好地获得和他者的共鸣，作家还是要尽量触摸到他者、触碰到时代的敏感点。
周末周刊：这份自省与觉悟，是否也是您一直强调的“郑重”与“尽力”？
谢有顺：包括我在内，文科老师可能都有一种使命感，站在讲台上，看到那么多专注听课的眼神，自然会倍感肩负神圣的责任。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藐视小声音，小声音聚在一起也会成为大声音。不为外界的风潮、议论所动，在自己据守的领域默默发声，并保持一种值得信任的价值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我看来，是一种理想主义。我从未放弃通过文学和写作来影响社会、影响周边的人，尽管有时也自嘲，这种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但我也相信现状是可以改变的，一切并非定局，人力虽然渺小，但能改变一点是一点，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这就够了。
周末周刊：“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
谢有顺：即便多数人都不听你说什么了，也可能还有那么几个人，或者一个人，因为你强调的某个观点受到了影响，有了触动，就影响了一生。这样一想，你就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永远不要奢望振臂一呼，改变一切，那不现实。但如果每个人都能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试着去改变身边一个或两个人，我相信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周末周刊：您如何看待如今一些高校为应对人工智能浪潮而进行的专业调整？
谢有顺：高校对于学科布局的调整，要跟上时代和技术进步的节奏，可以理解，但在当下技术主义盛行的时代，我并不赞成压缩文科。技术让我们短视，总以为此刻的真实就是真理，文科是要训练我们有长远的眼光，上下看五千年；技术是变道，文科是常道，无常道，就不知该往何处变。尽管变化是大趋势，但一个人有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定力，是有根本不同的。技术带来的变化是一个事实，但变化下面还有不变的价值根基，这就是人文学科要重申和强调的。
文学不仅是艺和术，也是道，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来源。
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明月松间照”，会向往“青山郭外斜”？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梅兰竹菊有君子的品格？为什么秦桧、和珅仅就书法而言也造诣不凡，但他们的字却无人愿意临摹？文科是在通过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审美，确认何为高贵的精神追求，也帮我们明辨是非好恶，进而重申我们的道德理想，助力我们寻找人生答案。没有人文的训练，人就可能失去基本的价值视力。
周末周刊：文科是一种很难立即兑现的教育，但它的背后指向的是人格的力量。
谢有顺：不仅仅是从事文科的人需要文学，抽走文科所涵括的价值领域，只剩下技术和金钱，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势利、麻木、可怖，也会使人的灵魂空洞。因为工具不能成为目的，技术不能成为信仰。总有一天，机器也会追在人类的身后说：“给我一个灵魂，给我一个灵魂。”
雅斯贝尔斯在《生存哲学》里说：“如果没有什么向我呈现，如果我不热爱，如果存在着的东西不因我热爱而向我展开，如果我不在存在的东西里完成我自身，那么我就终于只落得是一个像一切物质材料那样可以消逝的实存。”假如人生没有“热爱”，不完成“自身”，不与这些更长久的“存在”结盟，那人可能就只是些稍纵即逝的材料。
周末周刊：如何定义“长久”？
谢有顺：“日新者，久而无穷”，只有那些日日更新的事物，才能长久存在。就此而言，日常生活才是文学、文化永不破败的肉身。钱穆说，中国文化的最特异处，就是道义即世俗，世俗即道义。能在日常生活中立起来的精神，才是真精神，才有力量，才能绵延，才能存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