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上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楠枫书院联合主办的“杜凤治日记与岭南文化”讲座在广州楠枫书院举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邱捷教授携整理的《杜凤治日记》与读者见面，现场邀请了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主任刘志伟教授进行对谈，一起探讨、分享《杜凤治日记》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及其今天对岭南文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据了解，《杜凤治日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9月出版，一套10册。写这本日记的杜凤治原籍为浙江绍兴，1866年来到广东做官，此后十几年，他历任广东广宁、四会、南海、罗定、佛冈等地州县官。与众多来广东做地方官的官员相比，他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一直都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并且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成为目前存世最详尽的晚清地方官员日记。
杜凤治的日记，主要记录了他在处理考试、催征、缉捕、听讼等公务的详情，还有大量官员任免、官场内幕、中外交涉、风土人情、物产物价、风俗祭祀、演戏赛会、奇闻异事等内容。可以说，如此详尽地记录亲历者眼中的广东官场的清代州县官日记绝无仅有。
据邱捷介绍，杜凤治留下的日记手稿现存40本，近400万字，是迄今所知篇幅最大的清代州县官日记。原存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后入藏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部。200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之名收入《清代稿钞本》出版。
但由于日记以较草行书写成，又往往写得密密麻麻，还经常在两行之间、段末、页面天头用蝇头小字补记，此外，日记提及人物时通常不用本名、全名，而用字号，凡此种种，对于深入理解、研究其中的内容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对此，在之后的十余年间，邱捷对该日记进行标点、注释，最终以《杜凤治日记》为名问世。该日记记录连贯、记载详细，偏重公务，反映官场，包含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从中不仅可了解州县官如何办案，而且可以窥见他们为何如此办案，是研究清朝法制的独特、难以替代的史料，可提供清代州县制度具体运作的大量细节，反映了清代官场不为今人所知的很多侧面，可为研究历史人物提供许多补充材料，对研究岭南历史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此之前，哪怕是有影印版面世，对这部如此有价值的日记的利用仍然十分有限，只有非常少的学者在研究中引用。究其原因，邱捷认为有两个：一是由于当年的学术更偏重于研究大事；二是与日记手稿难读有关。这成为他对这部日记进行整理的一个契机。
在讲座中，邱捷分享了整理《杜凤治日记》的过程以及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合作的一些体会，以期能为今后学者和编辑整理岭南文化典籍提供一些参考。
“我所整理的古籍只有《杜凤治日记》一种，可说此前毫无经验，我的古文字水准也很一般，优势大概是对这部日记很熟悉，对清朝的官制、相关背景也有一定基础。”邱捷表示。同时他也说这部日记的整理难度：整理古籍的图书体量大、难度高，很难找到在职的教授来做，尤其是这种手稿本，自己退休后才全心意专攻这套书。
在整理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首先是体例问题，点注本的目的是向有一定历史知识的读者（如文史专业的本、硕）提供一个容易阅读的版本，所以最终定为简体横排。其次是认字难，做点注必须每个字都认出，查工具书，因为杜凤治写草书未必规范，有时还会写错字，很多时候只能根据前后文猜测，或根据《明清实录》《中国方志库》《中国谱牒库》等数据库可以检索。最后，“谁是谁”更是一个难题。日记很少用本名、全名记人物，多以其字号、绰号、地望、绰号、官名别称、官名别称之简称来记述，如果不是官员，在数据库中查到的机会也很微。
“出版社的各位编辑古文字的水平比我高，整理古籍的经验比我丰富，彼此取长补短。所以，整个出版过程虽然感觉辛苦，但同广东人民出版社各位编辑的合作非常愉快，如果没有他们专业、细心的编辑，点注一定有很多错误。特别是他们逐段逐句核对手稿影印本，发现了很多漏掉的句子，甚至段落。”邱捷说道，如果没有编辑的细心和专业，这套书很难出版。
刘志伟表示，很早就知道杜凤治日记的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将其整理出来，自己深知这个工作量的艰巨，很佩服邱捷教授能花十几年来整理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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