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23日，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东西方外交与丝绸之路”——第11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法政大学、韩国加图立关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等三十余所国内外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以及《江海学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知名杂志和出版社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30余篇。举办本次会议旨在从东西方外交比较互鉴的视角，对东方各国外交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梳理与借鉴，进而重新认识新形势下“丝绸之路”的基本理念与精神。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编辑部路育松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郭家宏教授、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魏志江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指出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国内的兴起与发展，是以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重大需求为深层次原动力的，旨在推动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开幕式由魏志江教授主持。
开幕式结束后进行大会的主旨演讲。主旨演讲分为两个阶段。扬州大学原副校长、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周新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奉林教授，日本法政大学赵宏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魏楚雄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江静教授分别在第一阶段作了“论扬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对近百年来日本丝绸之路研究的总结与思考”“论联合国秩序和东海南海区域外交博弈”“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若干理论思考”“古代中日‘佛教外交’的历史源流”的主旨发言。第二阶段由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国际联合学院魏楚雄教授主持，韩国加图立关东大学李奎泰教授、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杨鲁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郭家宏教授、张建华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杨晓春教授分别作了“韩国政府的‘新南方·新北方政策’的展望”“宗教外交与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印度教与20世纪上半期印度恐怖活动的发展”“作为知识分子的艾特玛托夫的多重身份”“唐高宗敕撰《西域国志》考述”的主旨发言，学者们从多个视角与维度展现了东方外交史与“丝绸之路”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21日下午，大会进入了主题研讨阶段。按照不同议题讨论分为四组进行，二十余位与会代表分别就东亚、东南亚、中亚的区域史、中外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变，海上与陆上的丝绸之路、欧亚区域经贸与人文互动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第一场与第二场研讨中，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白玉冬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昊副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任筱萌教授分别从不同视角对古代中西交通进行了论述；吉林大学文学院高福顺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臻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刘永连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研究中心武向平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蕾副教授，试图从具体的个案中寻求东北亚历史的一般性规律。与会专家围绕“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的相互关系”以及“区域是否需要一个核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深化了对东方外交史问题的认识。
在第三场与第四场研讨中，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陈秀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尚伟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申晓若教授、苏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张继业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员王雪冬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谢金凤博士，分别就目前东南亚、东北亚、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武汉大学文学院张思齐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立祥教授、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卓博士就近代越南问题、日本问题、朝鲜问题等进行了具体探讨。与会专家还对“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东亚区域能否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贯通融合”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22日下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刘迎胜教授与中山大学历史系滨下武志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丝绸之路研究的世界视角”与“从朝贡到海关：近代中国海关与国际关系1860-1920”的主题报告。刘教授的报告，从欧亚大陆和草原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视角，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欧亚草原诸民族的移动和文明交流，并对海陆丝绸之路的连接点以及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丝绸之路贸易和人文往来进行了宏大的论述；滨下武志教授则从近代朝贡和海关体系的并存，系统分析了朝贡体系下，东亚贸易圈的运作特点和东亚国际秩序的特点，并就东亚区域的亚洲模式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奉林教授为大会作了总结。他说，这次会议议题涉及面广，思想性强，基本上代表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整体水平与动向，展现了学者们研究的新视野、新格局与学术风范，是中国学者自觉参与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具体行动；这次会议主题鲜明，内容深刻，适应了国家发展的长远要求。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引进、吸收、创建、反馈与反反馈，中国学术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理论变革，旧有的形式、理论与史观无法为当前社会发生的历史巨变提供新鲜思想；巨大的社会变迁，已经把中国学术带到这个急剧变革当中，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出现既是这一变迁的体现，也是对这一巨变的参与。
陈奉林教授在总结的最后说，我们的东方外交史会议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定的挑战性，基本上都是从中外浩如烟海的材料中理出头绪，展现东方史观，重新发现和估价历史价值，以实证精神检讨过去，更有信心地把握和筹划未来。以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标志，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不论在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学科体系建设上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
原文链接：http://acad.cssn.cn/dzyx/dzyx_mtgz/201910/t20191004_4980022_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