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伟宗教授领衔主编的珠江文化建设大项目《珠江—南海文化书系》经历三年编定告成，全书分“千年南学”“珠江文明灯塔”和“珠江文派”三个系列，共22册。前者是学术文脉发展史的梳理和集萃，其次是历史文化变迁的学术探讨的荟萃，后者则是近现代以来文派的精华集萃。这是广东文化建设的又一实绩。黄伟宗教授创立珠江文化研究会，近二十年来做了大量弘扬地方文化的工作，并为地方发展决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咨询和建议，而书系的编定和出版是学术方面的盘点和总结。
地域文化和地域史的研究一向就是中国文化学术领域的重要方面。传统史学有正史与方志之分，这一惯例一直延续到如今。中国的文化学术领域，也有全国性的方面和地域性的方面。正如正史不能囊括中国史的全部，必有待于方志和野史来补充。近代海通，国家意识萌发生长的同时，专注地方发展的地域意识亦同时萌发生长。所以广东近代以来因得地利之便，就多有仁人志士出来呼吁呐喊，期望光大和高扬历二千年发展而自成格局的粤地文化。黄遵宪、梁启超首开其例。黄伟宗教授则是粤地文化研究的当代人物，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研究广东作家陈残云小说时得到启发，提出“珠江文化”的概念。如今将近三十年过去，“珠江文化”的概念不但萌芽生根，而且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珠江—南海文化书系》的出版就是证明。
近代中国顺承西学东渐，知识面临大变革、大转变，更兼文言和现代白话文的嬗替，译书、编书广为盛行。魏源的《海国图志》首开风气，采自传教士翻译的西籍和通商口岸的报刊新闻，编述成一介绍世界大势、各国沿革的图志，为有志者打开获取知识的新窗口。晚清鸿儒张之洞的《劝学篇》其中就有一篇叫《广译》。他认为译书不但是“治生之计”，也是“开物成务”的功德。他还鼓动时人多做编述和选本的工夫，认为编书的普及之功不亚于著述。同一个道理，历代先贤关于粤地思想文化的著述已经积累甚多，晚清以来尤为显著，将它们的精华集萃成“南学”“灯塔”和“文派”三个系列，为读者展现珠江文化研究的成绩，大有功德于年轻后学进入和熟悉这个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领域，推动地域文化的繁荣。
中国五岭以南这片地方，过去一直叫做岭南。发育生长于斯的文化自然就称为岭南文化。这是以地取名，顺其自然。长久以来以地取名的习惯根深蒂固，但今天使用的时候显然也有名实分离的情况存在。历史上的岭南由秦征南越起，即包括秦设的南海、桂林、象郡，约略相当于元人所设的两广。但今天讲岭南，多不含广西。也许有鉴于此，黄伟宗教授别出心裁，以水取名，谓之珠江文化。这个称呼带来意外的好处，非常生动而直观地将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现出来。想到水，就会想到海纳百川。珠江文化所以有它的特性与光辉，就如同珠江一样，因其广纳众流成就自身。珠江上纳西、北、东三江，才成为浩瀚的巨流。黄伟宗珠江文化“八代灯塔”的说法，形象地道出粤地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我赞同他的观察。“八代灯塔”就是粤地社会文化发展的八个阶段和它的特征。每一个阶段的社会演变与发展，外来的刺激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刺激粤地社会发展的外来因素，古代时期多来自北方中原，海通以来则多来自南面海外。一北一南，珠江流域恰好就在中间，既得天时，又得地利。它们不仅推动了广东地域的发展，更成就了它在近现代整个中国发展变化主流中的独特地位。这个地方既得风气之先，又是风云汇聚之地。革命年代自不待言，建设年代亦复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设立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四个特区，有三个在广东。直到今天广东都是全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社会经济有如此独特的成就与地位，它的文化同样是值得好好研究和总结。黄伟宗主持的这套书系，是对近代以来珠江文化成就的全面的盘点和对近代以来珠江文化发展历程的梳理。这个工作过去还没有人做过，他有开创之功。同时这个书系所表现出来的努力，代表了广东地域文化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广东地域的文化自觉意识逐渐高涨。1986年老前辈吴有恒写文章《应有个岭南文派》，随后黄树森发起并主持“珠江大文化圈”的讨论，2004年郭小东撰文，呼唤“新南方文学”。去年蒋述卓、陈剑晖联同媒体发起讨论“粤派批评”。这些声音与黄伟宗提倡的珠江文化，同流而不同源。它们从各自的起点，站在各自的视角，关注共同的对象与问题，众源归一，汇聚成时起时伏又绵绵不绝的地域文化的自觉意识，推动着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珠江文化”研究有近三十年的积累，黄伟宗和他的同仁持之以恒，才成就今日研究和出版的实绩。
（作者：林岗，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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