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建筑，不仅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记忆，还镌刻着一座城市的风貌品格，一所大学的精神风骨。“若把中大的校园建筑从广州城的历史中拿开，我们将很难想象一个近代广州的完整风貌和文化品格。”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原说。中大建筑历史可上溯至1866年的博济医学堂，其旧址散落在广州城区，从文明路的钟楼到越秀中路的明远楼，到康乐园的马丁堂……这些老旧的建筑身上留下了时间的记忆。
怀士堂：“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从外观看，怀士堂的红砖外墙间装饰有传统翠绿砖，曾经灰砖砌就的“十”字图案，如今已改成菱形图案。首层演讲大厅外观呈不等边五边形，斜面琉璃层的顶端开出三个八边形塔式气窗。
夏至第二天早晨，中山大学南校区的草坪上，毕业生们正站在怀士堂前拍照。时光回溯到1923年，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这里勉励青年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从中大北门进入，1917年建成的怀士堂正是中轴线上最瞩目的建筑。“这栋楼可说是中大的精神象征。”中山大学档案馆馆长吕雅璐注视眼前的怀士堂，“它的外观像教堂，曾是岭南大学青年基督教会会所，1923年中山先生在这里演讲。”
怀士堂由美国纽约斯道顿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大楼建成初期，学校每年6月毕业典礼在此举行，怀士堂还曾用作小学校舍。2003年，德国总理施罗德访问中山大学时在此发表演讲。
据了解，岭南大学时期，学校校门开在北边,门外就是珠江。后来有了马路，学校逐渐把主校门放到南面。也因此，康乐园中的老建筑几乎都是坐南朝北，与后来新建的建筑有所不同。
建筑特色：“屋”与“堂” 代表两类建筑捐助者
西方人捐赠的建筑，大体上都被命名为“屋”，也因这类建筑通常是小型住宅为主，因此冠以捐助者的姓名，以某某屋为通例。而华侨所资助的建筑，外观都比较雄伟，以“堂”来命名，这些建筑通常体现了中西结合的混合样式，但更强调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它们中不少分布在校园中轴线的两侧。
在中山大学南校区校园中漫步，如果你留意那些建筑上的匾额，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命名有明显的两大类别，一类是“屋”，一类是“堂”，“屋”有如麻金墨屋、美臣屋等，“堂”有如张弼士堂、陆佑堂、哲生堂等。冯原告诉记者，这些名字的背后，其实代表着康乐园历史上两大类别的建筑捐助者。
一类是美国人，其中包括医生、将军和上层妇女，也有基金会、教会、大学等机构。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原说，这类建筑统一地推崇了某种中西合璧的风格——英式红砖墙为主体，中国传统屋顶为帽子的混合样式。这种建筑的双重文化特征既表明出他们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谦逊美德，同时又维持了西方式起居生活方式的优雅得体。
如陈寅恪故居麻金墨屋一号，外观看起来呈现出中式屋顶的中国元素，内屋内则有壁炉、楼梯和开窗，按照西式生活起居习惯设计的房间结构。
海外的华侨富商是另一类捐赠者，如马应彪先生、陈嘉庚先生，爱国的南洋商人无疑是岭南大学最为重要的捐赠群体。爱国华侨推动了岭南大学教育现代化，马应彪、张弼士之子等都曾主动捐巨资兴建校舍。
这些华侨所资助的建筑外观都比较雄伟，以“堂”来命名，如张弼士堂、陆佑堂、哲生堂等，这些建筑通常体现了中西结合的混合样式，但更强调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
小红楼：红墙绿瓦僻静处 寻访大师踪迹
麻金墨屋一号坐北朝南，是两层建筑，另有地下室。它的第二层南向阳台已经被封为房间，总建筑面积有361.85平方米。建成之初，是岭南学堂附属中学校长、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格里佩的住所。
6月雨水颇丰，寻访麻金墨屋一号时，它刚被暴雨洗刷一番，安静极了。这座诞生于1911年的小红楼，红墙绿瓦，中式屋顶配搭着西式内室，是美国芝加哥麻金墨夫人为了纪念丈夫所捐赠。门前的草坪上有座雕像，是一位老先生坐在椅子上，头仿佛微微向上抬起，右手握住拐杖，小红楼的牌匾写着“陈寅恪故居”。
1953年夏到1969年春，陈寅恪把这里当成住所和教室，故居附近有一条著名的“白色小道”，是晚年陈寅恪散步的场所。最早这是一条人为走出的小道，后来由公家修成红砖小道，“即便我们用石灰水刷白，父亲仍不能单独一人行走。据说，后经某次陶铸同志过问，公家遂修成现在所见到的白色水泥小路，便于父亲在目盲情况下，自己散步。”陈寅恪的女儿陈美延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描述。
麻金墨屋一号里还有数位大师的身影来来去去，其中包括医学家周寿恺、文学史家王起，精通金文和青铜器鉴赏的古文字学家容庚，他曾为校内十友堂、爪哇堂、荣光堂等建筑物题写匾额，另一名精通甲骨文和战国文字考释的屋主商承祚则为惺亭、哲生堂、陆祐堂等建筑题写匾额。
中大往事：学生出行坐船比坐车方便
1904年进入康乐园伊始，岭南学堂美国纽约董事局出售自己的证券筹资兴建了马丁堂，正是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完整地见证了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时代变迁。它是康乐园中第一栋永久性建筑，也是由硬质红砖建起的楼房。
“上世纪80年代初，珠江上的桥还只有一座海珠桥和一座人民桥，我们去北京路一带，会从中大码头坐船至天字码头上岸，比坐车还要方便。”曾经的学生如今的中大档案馆馆长吕雅璐回忆起往事。
吕雅璐最喜欢康乐园中的傍晚时刻，茂盛的绿植之间，影影绰绰显现出那些红墙绿瓦的老建筑，走到每一处都能对应一段历史往事。记者跟随她选定的路线，从怀士堂、马丁堂到小红楼群，走到每一处她都小心翼翼地翻开手中那本厚厚的《红楼叠影》，往事记载于书中，老建筑则映入眼前。
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马丁堂门前发表《非学问无以建设》并在门前留影。以马丁堂为开端，红墙绿瓦成为康乐园内建筑风格的基调。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学承在中大度过四十多载岁月，大学时代和教书生涯都在康乐园中度过，“私人收藏”的记忆里充满老房子。如他曾拜访恩师黄海章的寓所，正是康乐园里门牌号为“中大西北区五二二”的小红楼。“第一次拜访海老，我穿过康乐园绿竹繁荫的小路，来到一幢寂静的旧式楼房……”吴学承回忆中的小红楼，正是当时小红楼群的缩影，它们有着“中国教授住宅群”之称。
中大建筑：跨越时空的文化表达
“遍寻中国，恐怕很难有一所大学像中山大学那样，校园历史建筑群超越了自身的90年历史。”冯原教授说。在他眼中，中大的起点，可追溯到1867年的博济医学堂，它的另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影响力则一直延伸到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
冯原将19世纪之前的中国称为 “天下模型”，这种模型，将自身创造的事物视为正统，他者即异类。这种模型在建筑上则反映为皇室建筑，一切最好的材料、技术、设计都被皇家垄断。
20世纪初期，孙中山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作为文化载体和文化表达，跨越了时空。“一个大学的建成，在那个年代所蕴藏的风格和文化表现，体现着中国历经的巨大转变。”冯原说，现代化国家的迫切任务是建立民族尊严、民族形象，其最重要的表达就是建筑。1910年到1930年期间正处于这样的历史时刻，而中大的老建筑则体现着当时的风貌。
冯原将这些建筑的风格选择视为“制服效应”，就是用洋风建筑来替代被推倒的旧式贡院建筑，如文明路上的中山大学建筑旧址大钟楼。“放在20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中，这些建筑样式以‘制服效应’表达了其功能与定位。”
到了1900年之后，变成自我主动选择“新制服”。冯原指出，这类“制服”是来自模仿还是来自原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主体的观念决定了“制服”的选择。也正因为这种“制服效应”并不需要建筑学上的探索与创新。因此，站在今天的立场来观看这些历史建筑，它们与大多数近代中国的仿洋建筑颇为相似，其历史价值大大胜于它在建筑理念上的价值。
小资料：三处校址 三段校史
文明路、中山路校址：
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选址在广州文明路原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园。该地是1904年到1907年之间，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东贡院的旧址上新建的两广速成师范馆，随后改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该校址的钟楼，成为中山大学校园史第一阶段中的代表性建筑。
石牌校址：
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始建于1933年，时值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时期，今天存留下来的大部分最重要的民国时代建筑物，大多兴建于这十年之间，现在成为散布在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校园内的前国立中山大学的建筑群。
康乐园校址：
岭南大学在1905年前后迁入广州河南康乐园，其后在40年间聘请了一批西方建筑师设计兴建一大批校园建筑。1952年，经过新中国的院系调整之后，岭南大学的康乐校园归于中山大学，也因此成为了中山大学第三时期的校园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