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之心”即节制之美
羊城晚报：您的这本新著《文学的不忍之心》从书名到章节内容、写法，似乎和传统的文学评论不同，可以说它是一本非典型意义的学术著作吗？
胡传吉：你看得很准确，《文学的不忍之心》的体例和写法确实有点实验的尝试。简单地讲，就是用思想史的写法来解读文学与文学史，打破学科的界限，回到文史哲相通之境。现代学科壁垒太森严、学科术语过于强势，有时候可能会为研究设下人为的边界。据一些阅读反馈，有不少的读者认为这本书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个“不一样”大概是相对当下的批评语境而言的。著名作家林白看了此书之后对我说，“你的《文学的不忍之心》，与我以前看到的文学评论有很大的不同，从表达到蕴含的深处。有营养，对我未来的写作必有另一种震荡”。小说家的认可，对我是非常大的鼓励。事实上，《文学的不忍之心》从传统中吸取了不少的灵感，与其说这本书是“不同”的，倒不如说它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它可能说出了一些我对本土文明之现代流变的思考。“不忍之心”，这一来自古代的道德劝诫，进化到现代，就变成了足以让现代变得温存而富有美感的意象。有文学在，“不忍之心”就不会失传。
羊城晚报：所谓“不忍之心”如何解读？“理性爱智”与“缘情审美”如何兼顾？
胡传吉：无论中西，在古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节制，强调节制是统治术或者城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道德哲学无意中促进了智慧与审美之大成。“不忍之心”可以说是现代社会里非常缺乏的节制之美，它的内涵，大于文学伦理。如果文史哲能够相通，“理性爱智”与“缘情审美”就能兼顾了。
文学是无用的
羊城晚报：刘再复、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对您有什么影响？
胡传吉：两位先生的书我都很仔细地读过，而且读过不止一遍。《传统与中国人》启发我思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罪与文学》启发我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理论视野、论述方法、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对我影响很大。《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研究中国文明的现代化问题，对中国文学的缺陷有深入的思考，这在情怀上是入世的。但学术研究之入世与出世，我觉得还是看天性吧，不一定要刻意去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与高低，也不一定非要去平衡。
羊城晚报：您当年投身学术研究的机缘是什么？现在置身高校多年，感觉如预想吗？
胡传吉：进入这个行当，纯属误打误撞，本科毕业后工作多年，然后考上硕士研究生、然后博士研究生，然后又去做了博士后。要说机缘，那就是在老师的点拨下，读书突然开窍了，大概能见人所不能见了，于是就以读书为业。供职高校，首先当然是谋稻粮，这个无须掩饰。现实与学术理想当然有差距，“戴着镣铐跳舞”似乎是人的命运。
羊城晚报：您认为文学的功用是什么？
胡传吉：文学是无用的，按一位师者的说法就是，“无用的是自由的，有用的是不自由的”。我常跟学生说，人的高贵性通常是由“无用”体现出来。
几代学人为平庸付出代价
羊城晚报：老一辈学人渐渐退出，新一辈学人正在进场，现在的学术研究如何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取得平衡？尤其是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的应该是援用西方理论或是向传统中国开掘资源？
胡传吉：老先生们“买少见少”，后来学人只能从他们留下的论著中“学而时习之”了，非常遗憾，但这是自然规律。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方面的研究，最重要的是传承，最可怕的是断裂。但也不必过于悲观，一代有一代的学问。至于当今的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已不可能把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完全切割开，不能否认“西学东渐”的基本事实。中国文明之光荣时代的特点是不狭隘，我们要恢复的是那个能包容的传统。
羊城晚报：现在的高校体制学术论文往往偏于晦涩难懂，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胡传吉：有些研究内容就是晦涩难懂的，怎么写都晦涩难懂，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懂，没有办法。但我觉得论著有多种写法，有柏拉图式写法，有亚里士多德式写法，有郑玄式写法，有朱熹式写法，有梁启超式写法，有陈寅恪式写法，有钱锺书式写法，不拘一格。由天性去选择方法，把问题研究清楚、道理说明白就行了。当然我们也心知肚明，学术体制里的评审趣味，限制了“不拘一格”的可能性，几代学人，正为时代的平庸付出代价。
“野生作家”也值得关注
羊城晚报：当代作家里，您比较推崇哪几位作家？
胡传吉：那些被各种奖项过度宠爱的作家就不提了吧，不是说他们没有好作品，而是说许多成名作家的写作已经固化、重复化，有些作家的余生就是不断地获奖、不断地开作品研讨会，这种由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建构的虚幻光荣可能会蒙蔽创作与批评的双眼。所以，我特别欣赏那些桀骜不驯且天分极高的写作者，像王小波、林白、薛忆沩、陈希我、田耳、李静、阿乙等，他们都是中国文学里的异类。有些“野生作家”也值得关注，比如黄惊涛、赵松、刘天昭、郭爽等，都是将来能大放异彩的写作者，当然，前提是对写作的坚持。年轻一点的作家，我很看好笛安，野性、知性，锋利、温存。还有一些就不提了。
羊城晚报：您曾经在媒体上主持一个当代文化观察的栏目，和特点鲜明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当下文化有怎样的新风向？
胡传吉：据我的观察，现代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有的文明，早已实现了“人的发现”，有的文明还没意识到“人的发现”对现代文明的重要，就要面对“人的消失”的命运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重要性已引起重视，90年代的美好时光还缺乏学术上的关注。如果20世纪末的中国所面对的是“人的异化”问题，到了这个时代，可能就要面临“人的消失”的问题。科学技术会不会是那只终结人类之手？这些问题，必须要严肃思考了。中国文学在这一块是相当迟钝的，作家们对现在和未来缺乏想象力。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大部分文学写作者缺乏与科学同步的知识储备，文学无法破译科学的秘密，科学对时空的想象力，远远超出本土文学的想象力。
当科学已经进化到要用更改基因等方式来解决人类一切世俗欲望时，我们的作家还在纠结留守乡村等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原文链接：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17-06/11/content_10424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