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从教60周年。近日，《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贺文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编撰，“既是缘于对黄老师道德文章的敬重与推崇，更是具有延续文化传统和传承学术命脉的意义”。
记者看到，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黄天骥求学、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编年图片。正文部分又分为两部分，也即上下卷，收文61篇。上卷是黄天骥关于文化学术教学等方面的访谈录，以及友生们对其学术研究、教学风貌和社会活动等为人为学的评述和记录。下卷是友生们学术论文的汇集，以此组成厚重的学术论作庆贺黄天骥从教60年。内容以戏曲史研究为主，兼及诗词研究、文献阐释、文体考证等相关领域。有已刊之作，也有未刊之章，但均为各个作者自己精选的代表作。作者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
黄天骥1935年出生在广州，家学渊源深厚，深受岭南文化浸润。其曾外祖父是清代首批留美幼童一员，父亲曾担任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1956年黄天骥自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师承王季思、董每戡、詹安泰等名家。在中国古代戏曲、诗词及岭南文化研究等方面造诣深厚。
谈起自己的治学之路，黄天骥曾回忆道，在中学读书时，他偶然在报章上发表了几篇散文、小说，便做着长大了当作家的梦。而投考大学中文系，就是冲着“作家”两个字去的。“谁知在上世纪50年代，中文系学生是不准有当作家的想法的，毕业后只能当教师和研究人员。当时，我们都乖乖地收拾起当作家的念头。由于在小时候祖父要我背诵唐诗宋词，加上詹安泰、董每戡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动听，我的兴趣便转移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方面。”黄天骥说，大学三年级时，他撰写了学年论文《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征》，不知深浅地投寄《文学遗产》编辑部。过了两个月，收到编辑部的来信，信上写着：“来稿字迹非常潦草，简直就像天书，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末只署“编者”两字。后来他才知道，这信是当时《文学遗产》主编、著名作家、学者陈翔鹤写的。“不久，论文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教育，从此我就走上了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陈先生对我的批评、教诲，我也一直铭记在心。”
学者陈平原认为，若讲黄天骥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其同时接受王季思、董每戡两位前辈的衣钵，兼及文献与舞台，熔考证史料与鉴赏体会于一炉，使得中大的戏曲学研究不限于一家，而有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具有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这就用得上黄老师答问中的一段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这个团队形成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文献考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文献与文物研究相结合、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在戏曲史、戏曲文献、戏曲文学、戏剧形态等各个分支，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在很多师生的眼中，黄天骥是中山大学的“活字典”。“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揽九天星斗写千古文章”，这副镌刻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大堂正中的对联，正是出于黄天骥之手。其学生郭东璇认为，这副对联寄寓了一位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一个甲子的学人的胸襟与气魄，也是先生对中文系乃至中山大学的寄望与希冀。
郭东璇介绍，黄天骥讲求“通”，戏曲研究要文本和舞台打通，诗词曲相通，这在学术研究上可有事半功倍之效。通，既是文化素质也是思维能力，从而能在生活各事中也常有通达慷慨之致：黄天骥富有学问之趣，又通体娱之乐，会音乐指挥，上世纪60年代初还曾为中大师生集体创作《虎门颂》；喜欢游泳，每晨不懈，又从中收获多趣，曾参加广东业余游泳比赛，得了老年组银奖；他有研究之能，又通创作之才，诗词歌赋皆擅作，中大校园里很多建筑物之碑记，皆由其执笔。因为通，因为博学多闻，见多识广，所以富有自信和底气，不管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作主旨演讲，或是做报告、开讲座，皆可白纸应对，出口成章。
诚如黄天骥的学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康保成所言：“天骥师的学问是在他肚子里，而我们的学问是写在纸上，而且天骥师的学问已经融会贯通，所以才能信口拈来，举一反三，左右逢源。”
原文链接：http://szsb.sznews.com/html/2016-11/23/content_366941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