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由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重识文学批评及作家论的意义”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中文堂举行。研讨会当天，中山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迎来了於可训、孙郁、郜元宝、刘庆邦、王跃文、南帆、张新颖、何锡章、刘艳、林岗、谢有顺、田耳等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作家。与会者对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重识作家论的意义，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等话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互动式探讨。
时下，广东正打造“粤派批评”，着力打造文艺评论高地，本期“南方文艺评论”，南方日报记者撷取了研讨会上的精彩观点，希望为促进广东文艺评论的繁荣提供借鉴。
1 重提作家论
过度理论化让文学批评艺术感下降
作家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常见的批评方式。与作品论相对应，作家论旨在围绕某个作家全部创作活动和特征展开文学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从《尚书》“诗言志”，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司马迁“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和魏晋人物品评之风，作家论始终处在批评的核心地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许多学者都以作家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胡适、鲁迅、茅盾、施蛰存，甚至陈寅恪，都曾写过许多可归入作家论的经典文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是作家论兴盛的两个黄金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认为，从金圣叹到王国维，作家论传统一直延续。以鲁迅为例，他在阅读和翻译大量外国作家的过程中，就曾以作家论的方式，对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性格、易卜生戏剧中的社会问题、契诃夫作品的革命性、果戈里小说中的小人物、弥尔顿诗歌中的“恶魔”、拜伦诗歌中的英雄气概、雨果小说中的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等大量作家作品进行过介绍，为作家论留下了丰富遗产。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受新批评、结构主义影响太深，相信“作者已死”，主张回到文本本身，作家的主体便消失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受西方理论热和学院体制化改革的影响，文学批评的重心开始走向文学思潮、文学史的研究，充满理论术语的文学研究也让文学批评变得僵化，脱离大众。批评家南帆教授指出，近20年，批评家们的艺术感普遍下降，擅长操纵概念，过度理论化，不利于文学研究的良好发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表示，今天大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网络、微信等表达方式触手可及，因此不是简单回到过去的作家论道路就可以，而是要重新发明作家论的意义，“就像每个时代都要重新发明文学一样”。
2 如何评作家
评论家该不该与作家密切交往？
研讨会上，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抛出“俗人社会我们如何论作家”的实际问题。他表示，在早年埋头写作的时候，批评是一件自由和个人的事情，但与越来越多的作家交往之后，相互知根知底，甚至私交甚切，作家论就有了很大困难，这构成对批评家性格、品德的极大考验。
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助理周明全认为，人际交往是正常社会关系，作家和批评家当然可以坐在一起喝酒。上世纪80年代，当时还是文化记者的李辉，通过进入冰心、沈从文、萧乾、卞之琳等构成的“巴金圈子”研究巴金，通过接触胡风本人以及牛汉、绿原、路翎研究胡风，都为后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反而是更权威的判断依据。
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追溯文学活动的源头，认为古人对文学批评的基本看法就是交朋友。他引用《孟子·万章下》中“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指出，人们常常引用前半句，却漏掉关键的后半句。“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不仅作家和批评家应该交流，批评家和批评家之间也应该交流。”
一般都认为，作品第一，批评第二，批评是依附性的。张新颖借奥登《小说家》一诗表明，尽管诗人的级别可以像风暴、轻骑兵那样一目了然，小说家显得“朴实和笨拙”，然而批评家比小说家还要朴实。他认为，批评家正应该敢于做“全然不值得一顾的一种人”，应该在没有身份以及受到更大的委屈时，比拼见多识广、才华闪光，做出自己的创造性工作。
3 怎么写评论
文学批评应该具有美文的力量
“我觉得好的文章即使深奥，也是读得懂的。”广东作家魏微直言，因为充满“大词”，许多批评文章读不懂，学院腔太浓厚，太深奥，因此往往读不下去。
文学批评失去独立精神，失掉批评的声音，也是其饱受诟病的方面之一。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杨汤琛指出，在当代批评领域，“广告批评”“红包批评”成为图书营销环节的一环，造成批评的异化。她提出，作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家应该保持批评的良知，敢于向权威发言：“是作为专业性的恳求者，还是作为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
“文学批评，究竟是学术文体还是艺术的文体？是应该写得更美，还是求真？或者怎么结合？”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教授提出这个基本疑问。
李遇春认为，不论是学术体还是美文体，文学批评都是为了重新发现作品中新的意义，包括发现形式、发现精神两层含义。有些文章动辄以“当代的博尔赫斯”“中国的福克纳”等不负责用语评价一些作家，反而会给社会认知和文学研究造成混乱。
王跃文曾被评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官场小说的开山鼻祖”等，尽管这看似美誉，却让他长期感到郁闷。“因为没人从学理上来说服我。这些说法就仿佛成了贴在我身上的‘狗皮膏药’，我一直撕，都没撕下来。”因此，他认为，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社会的理解，批评家都应该按照一个基本的公共原则来评价文学。
孙郁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许多优秀批评家，其中木心所著的兰波论，以丰富的开掘与东方式文化背景，凝视奇异天才的会心和哲思，是他看到中国作家和学者对兰波研究中最好的作家论。“文章具有诗意和玄学的力量。是论文，也是美文，或者文体家的文本。所以批评和评论也是一门艺术，是进入研究的先导。”
中山大学副教授胡传吉也提出：“没有一个作家会忽视自己的语言，为什么研究文学的语言不重视语言的魅力和智慧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为什么文学批评不能是语言的艺术呢？”
部分精彩观点
学者及批评家说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批评的概念还要加上“拒绝”
我最近正好看到英国文学批评理论家雷蒙·威廉斯的一篇文章，威廉斯认为“批评”一词包含三个概念，批评家除了要凭个人修养去“挑剔”、“判断”之外，在关键时刻还需要加上一个“拒绝”。一个不好的作品，不能给当下带来益处。这时，拒绝、沉默、不发言，比一哄而上和写一些不痛不痒的发言，要重要得多。批评家不可能不树敌，我认为，在批评家和作家的社会关系中，应该保持一种美学上的警惕和敌意。真话是创作的源泉，选择“有所发言，有所不发言”，是一个决定性、关键性的时刻。木心写兰波，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别林斯基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时候，尽管不喜其为人，还是拿起笔评论，这就是关键性的时刻，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重造、文化再造”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在今天的文学批评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希望通过同行们的努力，把这些时刻往前推进一些。
周明全（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助理）：
批评家更应与作家生命打交道
西方理论轮番登场后，中国的文科学术都被笼罩在理论阴影里。10年来，文学批评都是各个大学的硕博士毕业以后在做。学院教育产生了很多知识型、理论型的文章，做作家论的很少。很多学者不读作品，先上网搜一堆研究资料，尤其知网。造成的问题是，阅读、写作的冲动基本是从阅读网上资料产生的，而不是出于对作品本身的冲动。所以要恢复文学批评的生气，批评家要摆脱对资料过度的依赖，应该进入生活里。除了作品和资料，批评家更应该与作家的生命打交道。生命体验，不是空洞的概念。
金理（复旦大学副教授）：
二流作家更能够激活问题意识
大家都盯着大作家的时候，我想谈谈小作家。我们知道，本雅明花了大量精力去处理当时的二流作家，很多今天无名的作家恰恰通过本雅明才得一窥。我认为，从二流作家身上反而能够激活批评家的问题意识。比如陈寅恪分析《再生缘》的结构，是受到林纾翻译的哈葛德小说的启发。哈葛德作品不是一流，但却因为某个因缘弥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缺陷。
所以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思想史的写法之一”一节中，不满于只经营天才之作，而提出“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文学批评也应该寻求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理解”。我们不能只盯住体型最大的鱼，还要关注那些体型小、可能具备长成大鱼潜能的鱼。孙甘露提醒我，汉学家宇文所安在《盛唐诗》里也说到，李白杜甫恰恰不能代表盛唐的典型样貌，反而要细读那个时代的次要诗人。
於可训（武汉大学教授）：
作家和批评家可以成为“知音”
作家和批评家首先是平等关系。交友时尽可能近一点，天天喝酒下棋也无妨，越亲密越好。但文学批评写作时，最好保持相对距离，只有保持一种审美的距离，论文论人才可能客观一点。
有时候，就算两人是敌人，也不排除喜欢对方作品。周作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坏人”，但是不排除大家喜欢他的作品，读他的作品。成为知音，在中国历史上很有趣，很有价值。互相评价优劣，交流沟通，批评也就成了人际关系派生出来的一种写作，形成价值增值。
刘卫国（中山大学教授）：
现当代文学批评也分“汉学”和“宋学”
当前文学批评遇到的问题在古代就有渊源。中国经学系统有汉学和宋学之分，汉学注重史料，宋学注重以论带史。汉学又分为今文派和古文派，今文派强调现实社会政治关怀，古文派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宋学则分化出理学和心学两派，理学坚持以论带史，心学则看重自我感悟和自创理论。新文学研究中，也渗透着这个方法系统分支的脉络。
比如茅盾就继承了汉学今文派的路子，从文学中发掘微言大义，把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往哪个方向吹》解读成“资产阶级的迷茫，资产阶级走不通”的证据。而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就是古文派传统，涉及详细的作家材料，文章结构非常美，弱点是太琐碎。巴人《略论巴金的< 家>的三部曲》属于宋学中的理学派，明知道四川当时没有工人运动，还质问巴金为什么不写工人运动。胡风自创一种富有战斗精神的批评，属于心学派，但容易陷入主观和刚愎自用。
这里边有演变脉络。今文派起于陈独秀，古文派起于胡适。王瑶本是古文派，到上世纪50年代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就变成今文派。在王瑶的学生里，孙郁是古文派，坚守纯学术；钱理群更多像今文派，要干预现实；陈平原则结合得好一些。至于宋学方面，钱穆属于“新宋学”，刘再复和胡风属于心学。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
布鲁姆也可以获得诺奖
学术体制里，做文学史比做批评地位高。但所有研究都必须参考批评家的成果，否则无法写文学史。在这个工作里，艺术感觉依然十分重要。夏志清的文学史之所以写得好，除了他出色的文学能力，还因为他写的是一部把作家和文本解读结合的文学史，而不是作家缺席的文学史。所以今天重新发现作家论的意义，对文学史书写，对批评家和作家的整体对话，都很有意义。
文章千古事，批评文章本身也有它的价值。有些随笔体评论，作家就很爱读，过去批评家之间的通信，也当作批评文字发出来，我想我们是可以做出一些努力和改变的。我们需要那种可以召唤人、唤醒人的批评文字。我很相信，多年后布鲁姆获得诺奖，也不是没有可能。
作家说
刘庆邦（作家）：
作家也可以写好批评
我从1972年至今，写作45年，文学批评对我很重要。比如李洁非评论我的《哑炮》，提出“笔墨情趣”，就点到痛处。但相比起来，作家写的评论我更喜欢一点。作家更能了解写作的过程，写得更贴切。比如沈从文论废名、郁达夫、徐志摩的文章，非常中肯，一针见血；他评价郭沫若有激情、浪漫情怀，诗写得好，小说却不怎么样，就很到位。同一时代的作家，评论的时候是要有勇气的，勇气难能可贵。林斤澜、史铁生、王安忆的评论都写得不错。王安忆分析小说，讲什么是故事，什么是逻辑动力，就很有道理。她分析《神木》的雪景，说小说结尾要升级，对我有启发。
田耳（作家）：
最重要的是保有对批评的热爱
我最喜欢看小说家自己的日记和书信集，它们能更准确地生成最生动的作家形象。读沈从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我就发现这两个人一辈子永远是在求人，但情况却不同。但看来看去，还是不过瘾，就看大量评传。我喜欢看长的，越长越好，花十天半个月，融入他的生命去。比如卡萝尔·斯克莱尼卡写的《雷蒙德·卡佛：一个作家的一生》，686页。看完我才知道，作者花了十几年功夫，把所有和卡佛接触的人采访了一遍，虽然是笨功夫，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热爱。是的，传记作者就应该对作家抱有热爱。
尊重，要拉开距离。但是只有热爱，才敢于去看清他（她），看到所有性格的美好和缺陷。了解他（她）是怎么样的人，才能还原一个血肉之躯。卡佛其实和我一样笨口，和我一样“虚荣”，都在等待一个咸鱼翻生的机会，期待世俗的成功，日子过得好。后半期他和历史绝交了，其实编辑成就了他的几点风格。作为作家，和评论家的交流几乎成了我的职业了。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保有我们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王威廉（作家）：
一个作家的知己是另一个作家
作家的秘密往往不愿去跟别人分享。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长久而秘密的阅读，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深入到具体的生活中的细节和怪癖，构成了一个作家写作的一种动机。
我也写批评文章。批评不是从理论出发，我比很多作家更加在人与人的成长中去认识文学。文学是人学，人就是处在各种关系之中。作家和批评家为什么能坐在一起喝酒，因为抛弃利益，还是有一种情感在里面，这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说到底，一个作家的知己是另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的知己是另一个批评家。
互联网时代里，虚拟现实扩大了意义生产的范围。文学创作和批评其实被挤到一个尴尬的地位，还有意义层面的等级制度划分。我们应该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对文学和批评进行祛魅，让文学的光源照耀更远更广的地域。
原文链接：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6-11/18/content_759841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