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捷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2年4月17日至19日，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一部在缅甸仁安羌救援英军，将日军击退。抗战仍在进行时，已有人把仁安羌之战写入书中，抗战胜利后，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在广州印行数万册，这本书提出的“仁安羌大捷”从此广为人知。50多年前，本人还是一个中学生，就从《文史资料选辑》杜聿明关于远征军的回忆以及长辈的口中知道这场中国远征军“救援了七千英军”的胜利战斗。我相信，我的长辈对此战的认识来自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上世纪80年代以后，抗战正面战场日益受到关注，仁安羌之战在很多回忆录和抗战史著作中都被写成“大捷”，战果也一再加码。本人对抗战史素无研究，但从小就读过、听过仁安羌之战，印象特别深刻。因此，当卢洁峰在邮件中同我谈及她对此战的一些疑问时，我就觉得她的想法很有道理，值得进一步研究。这大概就是《仁安羌解围战考——— 颠覆“仁安羌大捷”神话》后记所说“邱捷教授曾经来函”鼓励作者研究此战的由来。
2013年7月，卢洁峰的《仁安羌解围战考》“非正式出版”，印行了500册。我读后建议她寄一本给余戈先生。我同余先生素未谋面，迄今也没有任何联系。我只是余先生《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读者，觉得两本书对抗战史研究的理解和追求有点相通，而且选题范围也相近，或者余先生可以为卢洁峰提供更有价值更专业的意见。没想到我这个不经意的建议促成了《仁安羌解围战考》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正式出版。
对第一手资料“竭泽而渔”
我觉得，卢洁峰这本书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首先，《仁安羌解围战考——— 颠覆“仁安羌大捷”神话》是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写成的专著。作者在第二章“以往相关著述简要回顾”中，对她能找到的有关此战的中、日、英文著述，包括各种战史、亲历者的忆述、当日记者报道、日后研究者和作家的著作等，作了全面梳理、客观分析与深入评论，在此基础上开展她自己的考证和研究。作者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重视，是这部考证性著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作者在学术规范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所有引文都有详细的注释，全书注释共900多个，作者往往还在注释中作补充说明。书末附录的“主要地名、人名对照表”也反映了作者强烈的学术规范意识，因为不同史料对同一缅甸地名译法不同(例如，仁安羌就有8种不同译名)，有这个表，读者对史料的理解和审视就更方便。
其次，本书史料之丰富，肯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此战虽然只打了两三天，但参战的有中、日、英三国军队，每个国家的军队又有不同的作战单位，从当时到现在，相关史料可谓汗牛充栋。卢洁峰对第一手资料做了近乎“竭泽而渔”的功夫，遍寻与仁安羌之战有关的一切文献。例如，战时往来电报、作战部队的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关于缅甸战役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与各部优劣评判的报告书、中日两军的作战地图等原始档案；中国远征军第1路总指挥史迪威的日记、英缅第1军团军团长斯利姆的回忆录、新38师师长孙立人的相关著述以及113团、112团参战官兵及亲历者的回忆；抗战期间中国报章的报道、日本军方及战地记者的作战纪实、当日被包围在仁安羌内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忆述，等等。此外，卢洁峰还采访了仍健在的新38师老兵，充分利用日本方面已公布的战史资料。这样，她对仁安羌解围战所展开的全方位考证，就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第三，本书是一部考证专著。作者将所有关键的历史证据，纵横排列，互为参照，逐一辨析，作者的立论很谨慎，确实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本书的主体部分，即第四到第十一章，是对若干种特别重要的史料、著述的释读与辨析，也就是对仁安羌之战作详细、深入的考证。作者分析时逐字逐句较真，每个论点都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显示出十分谨严的学风和水平相当高的专业素养。作者主张，“大凡研究，均应具体到研究对象的细节，实事求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硬碰硬，来不得丝毫虚夸和妄想”。她是说到做到了。“细”，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和优点。读了作者很有说服力的考证和论述，我这个曾相信过“仁安羌大捷”神话的人也就改变了看法，完全接受了把此战定位为“仁安羌解围战”的观点。
尊重历史，告别“大捷”神话
经过卢洁峰细致的考证，我们现在很清楚，仁安羌解围战只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难得的一个小胜利，因为被解围的是英军与英国人，所造成的国际影响非同一般。加之当时中国军政高层出于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对外宣传等方面的需要，有意夸大此战的战果，当时的战报和日后的忆述也多有失实之处，众多研究者和作家往往对各种资料和忆述照单全收，于是，一场原本只是速战速决的仁安羌解围战，通过不断“宣传”放大，被升格为“仁安羌大捷”，被“解救”的英军人数、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部队以及被歼灭的人数不断增多。一场艰苦血战取得一定成功的战例，因此而演变成为神话。事实上，所谓“仁安羌大捷”并没有影响战局，英军出围后，战局急转直下，全缅仍为日军所占。中国远征军经历千难万苦，分别向国内和印度撤退，损失惨重。
卢洁峰考证仁安羌之战并非“大捷”，并非要否定中国远征军战参战官兵的无量付出。通读全书，我们完全可以体会作者对抗战英烈深厚的崇敬之情。顺便说一下，卢洁峰以普通广州市民的身份，多年来一直为保护、恢复广州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奔走呼吁，我这个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市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也自愧不如。
当日入缅的中国远征军，虽说是中国军队的精锐，但装备、训练、后勤补给、交通运输、通讯联络、军官指挥水平、士兵作战技能等，还是比不上日军。日军挟太平洋战争前期胜利的余威，利用中、美、英军事高层的隔膜、矛盾与决策失误，取得了缅甸战场的主动权，凶焰正盛，势如破竹。而脚穿草鞋、基本只装备轻武器的新38师官兵，竟能以弱击强，以少敌多，不顾牺牲，以超人的勇气和出色的战术，取得解围战的胜利，使不可一世的日军受挫，让盟军和国际友人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了不起的事情。
从本书的论述我们知道，对中国军人而言，此战是一场苦战兼血战。作战期间，气温曾高达45 .56℃，中、英、日三方军队均有官兵因暑热缺水而昏厥甚至死亡；中国军队后勤保障条件最差，毫无疑问也最艰苦。更重要的是远征军官兵为解围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据新38师的战斗详报，仅113团就“死”官兵202人、“生死不明”20人、“伤”318人，而113团参战官兵只有1016人，在两天战斗中竟伤亡过半。而且，死亡与受伤比为1：1.5，在一场取得胜利的战斗中，这样的比例极为罕见。于此不难想见，很多重伤员来不及后送救治就牺牲了，而部分轻伤员则仍坚持战斗。这场难得的小胜，充分显示出中国官兵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亦不为过。本书虽然告别了“大捷”的神话，但还原了“血战”的史实。
对研究抗战军事史的启示
王奇生教授在《抗战时期国军若干特质与面相———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一文(《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说：“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势必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仁安羌大捷”的神话，可说是“虚构战情、虚报战绩”的一个案例。史学著作必须求真。时至今日，我们已不需要用历史上虚假或夸大的战绩支撑民族自信；相反，实事求是地把真实的战史写出来，可以使广大民众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客观和更深入地认识二战期间中国军队的艰难处境、英勇表现、重大牺牲和杰出贡献，这对振奋民族精神只会产生正面的作用。
目前我国抗战军事史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需要努力的地方还不少，像《仁安羌解围战考》这样认真、客观、冷静、细致的著作并不多见。如果有更多学者，以卢洁峰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一批抗战中很有影响的战事，剔除多年形成的某些“神话”成分，还原中国军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不计成败利钝，苦战血战勇斗强敌的真相，我们的抗战军事史研究将会取得更大、更全面、更扎实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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