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自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现任北京医院院长的院士曾益新联合多家机构的科学家，在鼻咽癌遗传学研究上取得了新突破——发现了两个新的鼻咽癌易感基因（TERT/CLPTM1L和CIITA）。这是曾益新潜心苦寻20年的“靶点”，此次的科研成果进一步揭示了鼻咽癌的发病机制。2015年，曾益新的研究团队推出了一个预测鼻咽癌发病风险的芯片，已在医院内部临床试用，此次新发现的2个易感基因也将添加进入芯片，“这对于提高筛选鼻咽癌高危人群的准确性很有帮助。”在中国科学界，曾益新被称为破解鼻咽癌密码第一人。昨日，人在北京的曾益新告诉本报记者，他带领的中山大学科学团队正在研究开发鼻咽癌的疫苗。疫苗可预防90%以上的鼻咽癌，是这位解密院士的新目标。
新发现的鼻咽癌易感基因（TERT/CLPTM1L和CIITA），可以让科学家更加全面地了解鼻咽癌的发病机理。
曾益新谦逊地表示，此次研究成果并不是重大突破，“只能说是一点进步”，在他看来，科研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五年磨一剑 调查样本超15000个
“（发现新的2个易感基因）没有什么故事，科研嘛，失败是常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失败。”曾益新轻描淡写。
然而，这份“进步”着实来之不易，“建立样本基因库很重要，此次样本量非常大。”曾益新的合作者贝锦新教授特别强调，由于涉及不同单位，此次科研项目增加了样本量（7046例患者和8570例正常对照），这在统筹上很有难度，但“曾院士在鼻咽癌领域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所以大家都愿意配合。”样本调查时，需要遗传学专家或者当地的医生、护士亲自查问卷。这份问卷长达十五页，囊括了个人饮食生活习惯和家族病史等一系列问题，这一过程中，语言沟通的不便和庞大的工作量给调查带来了难度。
在科研攻坚过程中，曾益新通过微信群、电话等方式给团队及时的指导与意见反馈，并召开座谈会进行课题研讨。
此外，研究团队还面临着同行竞争，一些研究成果被其他研究团队提前发表。2009年，台湾研究小组提前发表了对鼻咽癌易感基因的新发现。无独有偶，2014年10月和2016年1月，香港和北京的科研团队先后宣告发现新的易感基因位点。曾益新和贝锦新有些急，他们希望课题尽早完成，“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开展了二十年了，才把遗传学样本库搭建起来。”这次，距离上一次发现易感基因已经过去五年多了，每一次的成果展示，背后都需要大量的基础积累，“五年磨一剑”是对整个课题小组潜心研究的肯定。
这次新发现的两个易感基因，“是我们增加了样本，提高了统计学的效能才发现的。”贝锦新说，新位点的发现，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明确鼻咽癌的发病机理；另一方面，对筛选高危人群有一定意义，随着预测芯片新位点的不断增加，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会越来越高，鼻咽癌的诊断提前到早期，治疗效果也会更好。
失败乃常事 “八年抗战”发现突变基因
“易感基因不止一个，是一群。”从1996年开始，曾益新就开始了寻找鼻咽癌易感基因的道路。
鼻咽癌也称“广东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跟广东人的遗传背景有关系。”曾益新说。
另一方面，鼻咽癌跟EB病毒感染有关，曾益新解释说，EB病毒分为不同的亚型，通过研究发现，在广东地区有些亚型更常见。
鼻咽癌对壮年劳动力杀伤力强。曾益新介绍说，中年人是鼻咽癌最高发的人群，发病最高峰年龄在46岁左右，此外，男性比女性多，比例差不多是2.6:1。“46岁正好在壮年，正好在工作啊。”曾益新早在美国留学就开始了对鼻咽癌的研究。1997年，曾益新回国后，加入当时的中山医科大学，“因为我知道南方地区鼻咽癌高发，想回国后为当地老百姓做些有意义的科研工作，我就开始来广东做研究。”2002年，曾益新和课题组利用“反向遗传学”的方法，通过对鼻咽癌患者的血样进行全基因组扫描、定位和遗传连锁分析后，将鼻咽癌易感基因锁定在人类“4号染色体短臂4p15.1-q12”区域上，这个区域大约有1000万个碱基对。
两年后，曾益新的团队又在定位区内找到了一个在高发家系病例中发生突变的基因。这一被称为“八年抗战”研究成果，确定了鼻咽癌的发病具有很强的遗传背景，并且是在EB病毒感染等后天因素的影响下发生。
回想起多年来的研究，曾益新说，做科研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发现新的东西，找到新的证据，但失败还是常态，“没有哪个科研课题能马上按照计划成功”。
打持久战 研究开发鼻咽癌疫苗
二十年的时间里，曾益新一直致力于弄清鼻咽癌的发病机理，如今他认为，鼻咽癌是鼻咽部的正常上皮细胞在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一定程度变异，细胞发生一定改变，细胞排列发生变化，同时感染EB病毒，使得混乱进一步加剧，最终形成癌症。
时至今日，算上刚刚新发现的2个易感基因，曾益新带领的团队已经发现13个鼻咽癌易感基因。
“明确了易感基因的存在，也就是说明白了鼻咽癌的发生是由这些基因驱动的。”曾益新比喻，就像汽车能够跑，是因为有发动机，找到这些驱动基因，将来把这基因作为一个靶点，制作药物来阻止它，就能终止鼻咽癌的发生、发展过程，“这就好比要让汽车不能运动，最好就是要把发动机关掉。”为了提高鼻咽癌的发现率，及早进行预防性治疗，曾益新团队近期研发出了一款用于预测鼻咽癌发病风险的芯片，并于2015年投入临床试用。
曾益新说，此次新发现的两个易感基因点，也准备整合进入芯片，它们对于提高鼻咽癌高危人群的准确性很有帮助。
临床研究早已表明，早期鼻咽癌的五年存活率可达到90%以上，但很多鼻咽癌患者到医院去看，都已经是中晚期了。
贝锦新建议两类人尽早去做芯片检测，一类是生活在广东、广西、湖南等鼻咽癌高发地区的居民；另一类是有肿瘤病家族史尤其是鼻咽癌家族史的人群。另外，随着芯片预测试用人群的增加，检测费用将来会有下调。
然而，曾益新的科研步伐还想更进一步，“另一项研究是开发鼻咽癌疫苗。目前还在做临床前的研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10年左右。我们做好打持久战的，心急也急不来。”曾益新希望鼻咽癌疫苗能够比宫颈癌疫苗作用更强大，“最好能预防90%以上的鼻咽癌”。
曾益新还建议广东老百姓少吸烟，避免吃过量的咸鱼。
留学五载 报效祖国理所当然
谈及科研道路上的成就，曾益新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留学5年的科研训练。
曾益新当年高考时，被父亲劝学医学，于是去了湖南的衡阳医学院(今南华大学)学习。1990年，曾益新获得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博士学位。按理来说，曾益新已经拿到最高学位，但看到了国内科研水平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他决定趁着年轻继续出国深造，“学习他们的经验”。
1997年，恰逢中山医科大学提出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回归的计划，曾益新带着满腔热情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归来。谈起回国的原因，曾益新说：“出国留学就是去学习和取经，回国工作报效祖国理所当然。”
医院改革 “任何新政都会有阻力”
2015年12月30日，在北京医院干部大会上，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被任命为北京医院院长、党委常委。从“校长”到“院长”，这不是曾益新的第一次身份转变。
1997年10月，曾益新被任命为广东省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及肿瘤医院院长。从单纯的医务工作者变为医院的管理者，曾益新坦言这对他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时间要放在管理方面。”有同事描述当时曾益新的工作状态，“晚上几乎办公室都亮着灯，有时一亮就到下半夜。”在当时，硬件条件的落后是摆在曾益新面前的首要难题，除此之外，“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都需要改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益新展现了作为改革者的一面。一方面，他带领同事争取各方支持，改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他在医院推出了课题负责人制度、定编定岗制度、绩效考核制度等制度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但改革向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个新政策的推行都会遇到阻力。”曾益新说，刚开始，大家对某些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在耐心的解释下，大家逐步开始理解和接受。大家从新政中看到了机遇，新政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加公平、民主的竞争平台。
建言医改 基层医疗实力是痛点
多年医院管理的经验让曾益新能更清楚地看到医疗行业存在的问题，2008年，曾益新牵头制定了第十套医改方案，成为医改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曾益新说这套方案最大的特点是“就事论事”，他认为医疗改革就像治病一样，病人头痛就要找出头痛的原因，如果是高血压导致的，“那就给他降血压”。
曾益新深知老百姓之所以愿意来到大医院看病，究其根本在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实力太过薄弱。因此他认为，加强基层医疗实力是医改的关键所在，培养全科医生，把基层老百姓的健康管理好，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好的医生，不光要做好基础医疗，还要进行预防工作。做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这是曾益新对全科医生的定位。
说到医改，曾益新认为中国的医疗改革的起点是比较低的，13亿的人口，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地区差异化非常大，在这个基础上做医改，光靠医疗系统本身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医改最关键的三个问题：基层全科医生到位、医疗保险体系的完善、付费机制的改革，都要靠政府的持续推进。
同科研一样，医疗改革也是一件漫长的事，需要各方一齐推进，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