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发布了对中国自贸试验区的研究成果——《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蓝皮书（2015-2016）》一书，并联合新华网发布了“2015-2016年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
作为新时期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发挥地域特色，共同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迈出步伐。自贸区的变革性意义是什么？改革创新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有哪些？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突破领域又在哪里？对此，新华网记者对蓝皮书主编、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李善民进行了专访。
自贸区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
李善民表示，作为我国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深度调整和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的积极探索，四个自贸区在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设立自贸区，就是要充分发挥自贸区作为制度创新“试验田”的作用，探索建立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跟踪测试与国际投资贸易新规则相衔接的新体制和机制，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例如，我国服务业虽然面临快速增长的形势，但结构性失衡明显，有效供给能力不足。而自贸区的建设向世界发出重大信号，即中国在加快投资管理体系改革、扩大服务和投资市场对外开放。
“探索发达国家高端服务业进入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本产能走向海外的监管模式，就是探索建立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机制，从而为中国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李善民说。
自贸区建设也面临一些挑战
李善民指出，自贸区在推进改革创新过程中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障碍。
主要表现为自贸区在推行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地方性典型性问题，各个片区的制度创新均为基层政府，改革权力和执行能力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并且，各个片区的起点和存量具有较大差异性，制度创新的进度和推行效果也有一定差距。
除此之外，自贸区在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试验和市场开放领域等都还有待提高。
例如，自贸区虽然在投资管理方式上进行了负面清单这种新一代国际贸易投资核心规则，但对于TPP、TTIP、TISA协定所特别强调的某些“边界之内”新议题，例如知识产权、劳工保护、资本流动等议题创新不够，并且还没建立起一套基本制度框架。
自贸区在较为核心的敏感领域，例如金融服务业、电信业、文化娱乐业等领域开放程度还不够，并且还需要增强透明度。
自贸区需要在关键领域进行重点突破
李善民认为，自贸区的核心在于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风物长宜放眼量，不以短暂成效论英雄。
对此，他认为自贸区下一步可以在四个关键领域进行突破，从而抓住有利机遇实现长足发展。
一是借力自贸区试验区制度优势，继续探索行政体制改革。二是开展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规范工作。探索一套编制“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规范方法，在这一领域作出尝试，为全国深化改革提供范本。三是开展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着力塑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四是自贸区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测试平台，理应积极主动的对接具有较高超前性的TPP规则框架。
“自贸区可以根据自身优势与发展战略，有重点、分步骤地实践TPP高标准国际规则，这既是自贸区练好内功的重大机遇，也是评估超前标准在中国适用性的重要探索。”李善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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