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6日，是中山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王起（字季思）逝世2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王起老师诞辰110周年的日子。在这特别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他老人家。师德巍巍，泽被后世，临风怀想，能不依依！
王起
1906-1996
字季思，浙江永嘉人，生于南戏的发源地温州，从小热爱戏曲。1925年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上世纪40年代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潜心于元杂剧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948年夏，调至中山大学至终老。
作为著名的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王季思戏曲研究著作颇丰。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玉轮轩戏曲新论》、《中国文学史》(合作)、《集评校注西厢记》、《新红集》、《王季思学术著作自选集》、《西厢五剧注》，诗集《王季思诗词录》，主编《中国戏曲选》、《元明清散曲选》、《全元戏曲》等。他重新整理《西厢记校注》，还带领弟子校注《桃花扇传奇》。先后主编过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与《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在国内外学术界中有重大影响。
历任广东省政协常委，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剧协理事，全国第六届政协委员。
“做学问，靠长命，不靠拼命”
壹
我是1961年中大中文系毕业后，与黄竹三、赖伯疆等几位同投于王起老师门下为研究生，专业名称颇长，叫“中国古典文学宋元明清文学史(以戏曲为主)”，这个名称，实际上概括了王老师的学术专长，王老师是国内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又是戏曲学权威，曾参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选》《全元戏曲》《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等重量级学术著作。
1964年，我们研究生和教师、高年级同学一道到花县(今广州花都)参加“四清”运动，回校后，为了抢回政治运动夺去的时间，研究生们拼命读书，常常开夜车至夜里一两点。了解这一情况后，在一次学习会上，王老师说:“听说你们开夜车睡得很晚，很用功，要注意身体。我的师兄夏承焘先生说过:‘做学问，靠长命，不靠拼命。’”说完老师笑了，大家也跟着笑，心里如沐春风，暖乎乎的。其实，老师更加用功，我们研究生宿舍离王老师住处约50米远，每晚睡前出来散步，总能看到王老师书房灯光依然亮着。
王老师对工作极度认真负责。有一次我到他家，见大热天老师戴着口罩，赶紧问:“老师感冒了？”他摇摇头说:“近日口涎失禁，控制不住往下流，为了不沾污稿子，只好戴上口罩，每隔一个钟头换一个。”我听后心中凄然，又十分感动，老师已经到了口涎失禁的阶段了，还坚持审看《全元戏曲》的稿子！这和当下某些所谓名家，挂了“主编”的衔头却从不动手动眼，真有天壤之别。
王老师的家庭生活十分俭朴。由于我住校外，每次回校上课或开会，中午常在食堂用膳，老师得知后常常邀我到他家吃午饭，这样，我就成了老师家午餐的常客。虽说是名教授家，吃的也是家常菜，粗茶淡饭。偶然吃一餐螃蟹，老师就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温州老家寄来的一种醃制的螃蜞，那可是老师的至爱，他吃得津津有味，连螃蜞的小脚丫也舔得干干净净。我虽生长在海边，但从小就不吃这些醃制的生的蚌蟹之类的东西，每当这个时候，就坐在餐桌旁欣赏老师的食姿，心里乐滋滋的。
贰
陋室走访两位词曲大师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陪王老师到北大出差，住在北大，在教工食堂用餐。工作之余，走访了游国恩、陈贻焮、孙玉石等老师，在北大校道上也碰到过王瑶、季镇淮诸位教授。游国恩是对外开放的教授，家里可以接待外宾，住房宽敞明亮，属北大一流居住条件；住得较差的是孙玉石老师，夫妇俩和一个读中学的女儿住在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房间，三个人只有这一间房。王老师不解地问：晚上怎么睡？孙老师的太太指着门后的折叠床说:“我和女儿睡大床，老孙晚上自己睡这张床。”王老师听后无语。我心里想，北大真是徒有名声在外，教师住房条件看来还比不上中大。
在北京期间，我陪王老师走访了他的两位师兄：曲学大师任二北(半塘)与词学大师夏承焘。任老住处不好找，在小巷里三拐四转，半天才找到。半塘先生长髯飘拂，依然精神矍铄，行止飘逸。
当时，夏承焘先生几经周折最后被中国文联“收留”。我陪王老师见他时，他和夫人吴无闻正挤住在文联给的一间约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四壁萧然。无闻先生人很热情，马上送上夏先生的线装词集给王老师和我，并代夏先生题了签。之后我们便到一间类似大排档的摊子吃温州菜。无闻先生点了几个菜，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堂的菜，用锅巴拌上虾仁、肉粒、蛋皮、花生、芹菜粒等，十分可口。夏先生还叫了约五六岁的孙子同来享用，夏先生指着王老师对孙子说:“这位是王爷爷。”指着我说:“这位是吴爷爷。”我吃了一惊，我那时才三十多岁，怎么被称为“爷爷”了？我嘴上没说什么，只笑笑点了点头。过后一想，这恐怕是夏先生已经有点糊涂了吧，想到这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这位词坛耆宿，也是我平生首次被人叫“爷爷”。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临回广州前夕，王老师对我说:“我们到北大商店看看，我想为小雷买个书包。”我说:“小雷的书包太破旧了，不能再补了，是应该买一个新的。”那时他的小女儿小雷在六中读高中，书包我见过，太残旧了。北大的商店很小，柜子里卖饼食，墙上挂着书包、行军水壶之类的东西。王老师选了一个书包后，我说:“是否需要买点饼食作为手信带回去？”他说：“好的。”于是买了一盒饼。老师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北京的饼我领教过，又硬又不够甜，我最终带回一袋果脯。
叁
老师和夫人各让一步
已故中文系主任吴宏聪老师曾私下对我说:“王起老在北京娶了姜海燕之后，曾要我在系办公室给谋一职位，我当时心里有点为难，因为好多教授夫人都不好伺候。谁知姜海燕来后不到一个星期，大家都高兴地说‘棒极了’，我的心才定了下来。”的确，极端认真负责可说是王老师的家风，他的夫人姜海燕在办公室当秘书，不说别的，每天上班前她手提两个五磅竹水壶到学生食堂打开水，然后一手拿两个灌满开水的水壶，一手把住自行车车头飞快回到系里，这时往往还未到上班时间，教师们上课需要喝的开水或泡茶，就全靠这两个水壶的水解决。
有一次我到老师家，姜先生对我说:“我们想去买部空调，你老师不同意。老吴，你帮忙说说。”我还未开口，老师就说:“以前我们夏天就靠一把葵扇，后来买了风扇，已经蛮好了，现在还要买什么空调！”姜先生接着又说:“你不怕热，我们可热死了！”看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我赶紧说:“王老师确实不怕热，大热天我摸老师的手，又凉又爽。我听老一辈的人说，夏天肌肤凉凉的，冬天肌肤暖暖的，这样的人身体好。王老师身体底子好。但现在广州的天气越来越热，风扇整夜开着对身体又不好…”我把需要买空调的理由搜索枯肠说了一遍，老师没有回应。过了几天我到老师家，发现空调已经装好了，但并不常开，可能老师和夫人各自“让”了一步。
有一天我到老师家，刚进门，就听姜先生大声叫起来:“老吴，你来得正好，你老师写文章说要寄到光明日报，他已经忘记肋骨被打断的时候了！”看姜先生一脸激动的样子，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赶紧从姜先生手中接过稿子一看，原来，王老师写了两页稿纸约500多字的短文，大意是：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亲眼见国民党的官僚追求所谓“五子登科”(指票子、房子、车子、婊子、骰子)，想不到现在某些干部也沾染了这一套……我看后心中十分感动，老师已是垂暮之年，依然保留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姜先生激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我，当时，我只能毫无保留地支持姜先生！我说:“王老师，这样的稿子有多少当事人能够看到怕还是个问题，何况编辑是否能贸然登这样的文章？不然岂不是白写了？”最终气氛慢慢缓和了，稿子最后当然没有发出去。
肆
“我只能做这样的事情了，你们就由着我吧”
王老师在家最后的日子，是躺在床上过的，已经起不来了。但他还在用身体的最后潜能写诗，正应了“活到老学到老”的老话。有一次我和黄天骥、苏环中老师到王老师家，只见王老师嘴皮抖动，却听不见嗓音，由他的大公子兆凯先生把耳朵凑近他嘴边听，好久才听懂一个字，便把它记下来，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写一首七绝竟要耗时一个多钟头！我们几个人都劝说老师不要写了，好好休息吧，但老师的目光似乎在说：我只能做这样的事情了，你们就由着我吧。
王老师最后的日子在晓港的河南医院度过，那时，晚上由老师的子女负责照看，白天由我们教研室的教师值班轮流看护。有一天上午我值班，见到护士进来打针，她掀开被子，我突然发现老师连裤子都没穿，我对护士说:“老师怎么没穿裤子？”护士一边打针一边淡淡回应：“不用了，一天要打好多针，又穿又脱，挺麻烦的！”望着护士离开病房的身影，那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戏文，突然从脑海里冒了出来。是呀，在死神面前，人的尊严、地位、财富，似乎都一钱不值了。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链接：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6-04/03/content_986380.htm?div=-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