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月，伴随着天气回暖，蚊虫渐多，广东登革热疫情易发时期也将到来。2014年和2015年，登革热疫情相继于广州和潮州出现。事实上，随着广东与国际交往日益密切，多种新发传染病开始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如禽流感、登革热、寨卡。
2月19日，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陆家海教授团队联合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研究获得的登革热防控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被忽视的热带病》刊出。近年来，陆家海带领团队，相对密集地展开了登革热预警机制的研究。
陆家海认为，广东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为新发传染病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但面对疫情风险，目前防控措施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他呼吁，在开展登革热、寨卡等动物源传染病防控工作时，要进行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跨国家、全方位、立体化地合作，以达到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共同健康，使防控效益最大化。
广东现状
存在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
从2003年起，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陆家海教授带队，开始围绕登革热开展学术研究。今年2月19日发表于《被忽视的热带病》的研究论文，通过分析广州和中山地区的登革热疫情，结合两地气象数据和人口流动状况，构建出一个有效的登革热预警模型，为今后登革热防控工作展示了一个新的方向。
在历史数据中，2014年6月，广东出现登革热疫情，广州成为重灾区。截至当年10月21日，广东省20个地级市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38753例，其中包含不少重症患者。2015年截至9月21日，广东省15个地市共报告791例登革热病例，潮州占比超过全省85%。
“广东是热带、亚热带气候，适合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生长，而登革热正是通过这两种伊蚊传播。”陆家海介绍。
作为SARS流行病学溯源研究学者之一，陆家海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新发虫媒传染病和人兽共患病的研究。在他看来，广东省存在多种新发传染病流行风险。除了登革热，近期被人们普遍关注的就是寨卡病毒。3月11日，广东省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者已有8例。陆家海表示，寨卡病毒也是通过伊蚊进行传播，因此，广东要积极做好防控。
“还有人们熟知的禽流感、埃博拉等，都是人兽共患疾病，世界各国交往日益频繁，也增加了广东出现输入性病例的可能性。”陆家海说。
防控困境
众多隐性感染者无任何病征
陆家海在研究中发现，登革热、禽流感等通过蚊虫、禽畜传播的疾病，存在诸多防控困境。
以登革热病毒为例，该病毒共有四种亚型，每个亚型的致病机制都不同。“患者感染一个亚型后，有可能症状并不明显，但是如果该感染者再次感染另一亚型，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症状。这就加大了登革热病毒的防控难度。”他说。
陆家海介绍，传染病防控的基本原则是切断传播途径、隔离传染源和保护易感者。“我们研究发现，登革热病毒的隐性感染者至少是有症状感染者的两三倍，这一群体是造成登革热疫情的另一重要原因。”陆家海解释，隐性感染者无任何病征，这就增大了疫情扩散的风险。
除此之外，由于登革热病毒感染者的初期症状为发热、头痛，和普通感冒没什么差别，因此，从发现疾病到诊断之间出现的延迟，都为病毒传播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杨智聪认为，蚊媒得不到有效控制是疫情难防控的另一主因。“广州市区的灭蚊行动是由政府主导的，市民自身参与度并不是很高。”
“此外，广东人喜欢在室内养花，然而这些盆栽植物很容易孳生蚊虫。”陆家海说：“广东人也比较敢吃，野生动物等经常出现在饭桌上，这些都可能传染人兽共患病。”
成功模式
中山联防联控取得良好成效
在登革热预警机制的学术研究中，陆家海带领的团队以广州和中山两市为研究对象，对布雷指数、输入病例、气候因子等数据进行分析后，建立数学模型。“使用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键因子。该因子可以反映出在什么样的湿度和温度下，登革热发病的几率最高，以提醒相关部门根据预警值开展防控。”陆家海说。
作为该探索的先行者，中山市疾控中心早在几年前就成功推行了多部门合作的防控策略，建立疾控中心与气象部门之间有效的信息交换机制。
在这套名为“中山模式”的防控机制中，登革热的防控不只由卫生部门负责管理，而是遵循“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参与、群防群控”的工作机制，在市政府的统一指导下，最大限度动用全社会资源开展防控工作。
中山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汪涛介绍，该防控机制从2013年开始运行。在疫情来临前，全市常见易发点的相关部门就已明确各自责任，做好防控准备；一旦疫情发生，相关部门就对疫情发生的地区实行网格化，划分为核心区和警戒区，进而开展群防群控。
随着“中山模式”的推行，中山市登革热疫情的防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2014年和2015年，中山市都保持着较低的登革热发病率。“在2014年，中山市是唯一一个登革热发病数量同比减少的城市”。
防控难点
1.广东省流动人口众多，且国际交往密切，间接为新发传染病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2.以登革热病毒为例，该病毒共有四种亚型，每个亚型的致病机制都不同。患者感染一个亚型后，有可能症状并不明显，但是如果再次感染另一亚型，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症状。这也加大了登革热病毒的防控难度。
3.人们对登革热了解程度不够，且大多数感染者的发病症状较轻微，因此不会及早预防。此外，隐性感染者无任何病征，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隔离。
4.灭蚊行动多由政府主导，市民参与度并不高。
5.广东人喜欢在室内养花，容易孳生蚊虫。另外，野生动物、鱼生等都常出现在广东人的饭桌上，这些都易传染人兽共患病。
历史数据
2014年，截至当年10月21日，广东省20个地级市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38753例。
2015年，截至当年9月21日，广东省15个地市共报告791例登革热病例。其中，潮州占比超过全省85%。
传播途径
广东是热带、亚热带气候，适合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生长，登革热正是通过这两种伊蚊进行传播。
成功样本
陆家海带领的团队以广州和中山两市为研究对象，对布雷指数、输入病例、气候因子等数据进行分析后，建立数学模型，以得到的关键因子，反映出在什么样的湿度和温度下，登革热发病的几率最高，以提醒相关部门根据预警值开展防控。
在这套名为“中山模式”的防控机制中，登革热的防控不只由卫生部门负责管理，而是遵循“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参与、群防群控”的工作机制，在市政府的统一指导下，最大限度动用全社会资源开展防控工作。在2014年全省多市登革热疫情加重的情况下，中山市是唯一一个发病数量同比减少的城市。
他山之石
2015年，澳大利亚发现一种名叫亨德拉的传染病，这种病毒最早从蝙蝠传到马，再传给养马人。澳大利亚及时通过流行病学家、社会学家、野生动物学家的调查，发现病原后立即以职业人群为对象进行防护，研制出用于养马人和马的疫苗，使疫情得到控制。
声音
防控传染病并非只是疾控部门的事
“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工作涉及社会科学、环境学、野生动物学、农业科学、公共卫生学等多个学科，不是某个单一学科或部门能够独立完成的。”陆家海说。
近年来，陆家海及其团队一直在推广应对新发传染病的新理念——唯一健康（One Health，简称OH）理念。OH理念基于人类医学与动物医学的共同特性以及两者与环境的关系，指出人类在面对愈发复杂的健康问题时，应进行多部门、跨学科、跨地区、跨国家、全方位、立体化地合作，同时保证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这一理念在防控登革热、寨卡、禽流感等动物病源疾病时尤为重要”。
他解释，过去防控传染病似乎只是疾控部门的事。每当疫情出现时，被关注和隔离的往往只有被感染者，但这往往是低效率的。
2015年，澳大利亚发现一种名叫亨德拉的传染病，这种病毒最早从蝙蝠传到马，再传给养马人。澳大利亚及时通过流行病学家、社会学家、野生动物学家的调查，发现病原后立即以职业人群为对象进行防护，研制出用于养马人和马的疫苗，使疫情得到控制。
“如禽流感疫情发生时，我们也应采取这种防控措施，及时对养殖、屠宰、销售动物的人进行防护，比防护发病感染者要主动、有效得多。”陆家海说。
面对即将到来的夏季，目前，广州市已开始登革热防控部署。“爱卫部门近期就动员全社会进行清理蚊虫孳生地的防蚊工作。”杨智聪说：“我们还会实时对全市进行蚊媒监控监测，一旦超过预警值，就会通过网站和媒体公布，之后通过市民自觉和相关单位的安排开展灭蚊工作。”
针对具体的灭蚊方法，陆家海提出，科学家或疾控部门要经常检测蚊子的耐药性，提供有效的灭蚊化学药品。他还提到中山大学研发的蚊子绝育技术，它利用体内含有沃尔巴克氏体的雄蚊子与母蚊子杂交，产生的蚊子就会绝育。“这个技术正在推广中”。
“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以GDP为基础的，而是以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共同健康为基础的。”陆家海说，“我们在面对新发传染病时只有坚持这一理念，进行多部门、跨学科、跨地区地合作，才有可能有效控制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