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浪迹任消磨，一旦逢春意气多。愿化明珠三万斛，直教流影乱星河。”刘斯奋16岁时写过这样一首诗，几乎是他一生才情横溢的写照。
1981年，37岁的刘斯奋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白门柳》，他以“秃管争晨、孤灯夺暮”之勤奋，穷16载完成130万字的皇皇巨著，于1997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至今仍保持着广东唯一的茅奖获得者纪录。
此后，年过半百的刘斯奋寄情丹青。以大写意现代人物画创作备受瞩目，2003年，他担任广东画院院长，兼攻山水画。多年来，他致力于打通文史哲、兼修诗书画，实现“贯通融会”，身体力行倡导文人画精神的复兴。
左手文笔，雕琢诗词文赋；右手画笔，尽显文人才情。无论是在《白门柳》中为黄宗羲等古代大知识分子精神塑像，还是对当代题材影视系列创作的成功组织以及倡导文人画，刘斯奋的文学艺术始终着眼于人文精神的发扬和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出新。他以“似鸟非鸟、是兽非兽”的蝙蝠自诩，敢于“跨界”，敢于独辟蹊径，以自身睿智、清醒而又坚定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影响着岭南文艺界。他的审美取向、他的修为、他的感悟，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纷繁现实中安身立命、善学通变，提供了启示。
【人物自述及评论】
我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画家，可谓多方位跨界。自己更愿意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深受岭南文化哺育、熏陶的文化人。
在艺术创作上，我崇尚的一是个性，二是激情。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在于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受到工业文明时代生产方式的影响，现代画界作品趋同性太强，包括教育和各类评奖，都有着自身的某一个共同标准，这些都不利于个性的发挥。作为艺术家，一定要明白你的价值就是其唯一性，并通过作品的激情来打动人，让人们能感受到你心灵的律动和情绪的变化。当然，我所说的激情绝不是表象化的猛烈敲击，而是一种很深厚的情感的贯注。
——刘斯奋
《白门柳》：潜心16载，雕琢文人心灵
1997年，《白门柳》三部曲完成，刘斯奋为此潜心苦磨16年光阴。130万字浩瀚长篇，其写作艰辛非常人可知。
1981年，当时仍是省委宣传部青年干部的刘斯奋，打算撰写一部长篇小说，以展示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沉浮和生命价值。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刘斯奋当年在文坛还只是初出茅庐，敢于挑战如此厚重的历史题材，不能不说怀抱着一颗雄心。“‘文革’之后，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想把多年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熔铸进去。这是时代给予的启示。”刘斯奋说。
为争取更为宽松的创作时间，刘斯奋向领导申请调到省社科院工作，对此，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陈越平做了一个特殊决定，允许他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创作。
这对刘斯奋来说，无疑既是动力也是压力。为此，他几乎摒弃了一切外界交往，足不出户地全力投入小说创作。小说从钱谦益和柳如是的家庭生活展开，进而写到冒襄、董小宛的故事，并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进行文学性的塑造。他经常是每天一口气写到凌晨二三点，然后睡到中午十二点，下午又继续写。
如今回顾整个创作历程，刘斯奋仍感慨良多：“随着写作深入，有一种‘重温旧梦，如对故人’之感。”从小着迷传统文化的刘斯奋，对古代文人的言行情怀、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直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写作《白门柳》之前，他曾出版过《岭南三家诗选》《苏曼殊诗笺注》《梁启超诗文选》等著作。
“如果写现代题材，我的生活经历不够复杂，未必写得过一些积累丰富的作家。但写历史小说，刚好可以扬长避短，把我的优势释放出来。”刘斯奋说。“写中国古代大知识分子和大思想家，是‘硬’题材，如何把思想家的抽象思想转化为文学的形象化表达，并无可资借鉴的先例，可说是一大挑战。”
与许多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做卡片的方式不同，刘斯奋常常是随机翻查历史资料，凭借基于素养的判断力进行取舍，同样能做到经得起专家的审视，展示了不同于常人的历史小说创作天赋。同时，他在回忆中谈到，他对文字要求极其严谨，“基本上每天只写1000多字，每句话都力求精雕细琢，像写诗一样。”
1984年12月，《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出版，这本长达35万字的历史小说，第一次印刷达到了24万册，引发热烈反响。1986年，刘斯奋又开始着手第二部《秋露危城》的创作，于1989年完成并出版。随后，因为担任了行政职务，没有完整的创作时间，第三部《鸡鸣风雨》直到七年后的1997年才得以完成。同年12月，《白门柳》第一、二部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门柳》的写作完全不走借古讽今的路子。因为历史本身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只需要客观、如实地呈现，就能给人以深刻启发。”这部小说着重呈现的是17世纪中叶中国的社会大变动中，“士”这一阶层的坎坷曲折命运，以及如何从中催生出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的民主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一种质的飞跃，尽管被清朝统治者摧残禁锢了200多年，仍旧最终破关而出，为康、梁变法，孙中山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这是《白门柳》整部小说思想的支撑点、制高点。
此外，《白门柳》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几乎回避了在中国传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士”这一题材，尤其缺乏对“士”所代表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他们所崇尚的人生哲学、所信守的道德节操、所欣赏的艺术趣味等方面的全面深刻描摹。刘斯奋的《白门柳》弥补了这一缺陷，他深入挖掘了明末“士人”所负载的文化使命，所特有的文化气质，因而被评论家认为是“处处飘逸着文化诗魂，流淌着浓郁的诗化色彩”，从而不仅在社会历史的层面，更在诗性审美的层面去把握和表现历史，这不能不说是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突破。
文人画：贯通融会，丹青寄托文人精神
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职上退任后，刘斯奋以“去留无碍”“挥霍余生”两句话表达了当时的心情。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继续潜心于文学创作，而是转向了绘画。刘斯奋自幼喜欢书法、绘画、古诗词，并举办过几次个人画展。2003年，他以省文联主席兼任广东画院院长后，更全力投入绘事，很快便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广受瞩目。
“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刘斯奋提倡文人画的复兴，并身体力行予以推动。尽管他本身并非科班美术院校出身，但他的天赋加上丰厚的学养，使其作品展示出与学院派画家不同的风貌和意趣。对比其他专业画家，他半专业半业余的状态，让他更加接近传统意义上“文人”的身份，绘画对于他，更像是一个文人立言、立德、立功的一部分。
刘斯奋的大写意现代人物画创作，尤其富有开拓精神。如《车站流行色》《四个与一个》《新权力女性》等作品，形简神聚，以简驭繁，寥寥数笔，即成写真。长锋勾画或破笔皴擦，都精准把握了都市人的微妙神态，一瞥一视，神完气足。
用大写意表现都市时尚“短衣族”，又能保持传统文人画的审美格调，可谓是大胆破题。古代衣冠宽袍大袖，与大写意的潇洒挥写正相吻合，而现代人紧衣窄裤，袒肩露腿，对笔墨发挥是制约。二者如何转换？他于是展开“突破前人、拓辟新境”的实验。“我感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节点。古代大写意人物，只画到明代衣冠，清代的马褂长辫已极少入画，更别说现代装扮了。这是传统大写意人物画的局限。唯有突破才能前进。”
除了人物画，刘斯奋也在山水画方面求新。从山水小品《翠谷春晓》《小园清话》，至峭壁连峰的《渡江云》《青山红树鹧鸪啼》，再到《出尘》和《不凋》巨幅山水长卷，刘斯奋将传统文人视觉的点景抒怀，递升至一种现代视觉的宏观格局，展现一种纵览山河、笔走龙蛇的潇洒气度。古人以点状积墨造形，刘斯奋以长披麻带水皴求气韵；古人于虚松中求厚实，刘斯奋于茂密中求简洁；古人以体积去营造空间，刘斯奋则以疏密去求取光效。
刘斯奋涉足画坛有一条主线，即文人画的复兴。这其中又可见到他当年要写历史长篇小说时的雄心与气度。刘斯奋转入画坛的十余年里，发出不少振聋发聩之语。他提出广东画家要补补文化课，鼓励广东画院画家选取文化课进行专修。他提倡文人精神的复苏，强调回复绘画的文化审美，而不是技巧审美。他呼唤艺术的个性，提倡画家以悟性、才华和文化修养作为绘画的凭仗，影响了广东画坛许多人。
2014年3月，“贯通融会——刘斯奋书画诗文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其创作的古今题材人物画、《白门柳》人物选画、山水画和自书诗词，引发了京城评论界极大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田黎明观摩画展后不禁感叹：“刘斯奋不愧为当代文人画的杰出代表。”
文化思想：远见真知，助推广东文化建设
刘斯奋的室名曰“蝠堂”，他以“蝙蝠”自喻。“在文学界眼中，我是从政的；在绘画界眼里，我是写小说的；而在从政者眼中，我又是写作和画画的。这情形，十足像老故事当中那只似鸟非鸟、似兽非兽的蝙蝠。”刘斯奋说。
他多年来的身份是一名文化官员，某种程度上，写小说和绘画都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等职务多年，这让他比一般作家或画家有更广阔的视野。作为广东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博通、求新等精神，深刻影响了文艺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刘斯奋就文化建设问题发表了“朝阳文化”的理论。针对市场经济大潮袭来时，人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慌乱茫然心理，刘斯奋提出要勇于抛弃农业文明的过时观念，热情拥抱新生活，创作“体现务实、进取、昂扬、乐观精神的作品”，努力建设与当代中国文明进程相适应的“朝阳文化”。《朝阳文化、盛世传统和巨人精神——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获得了1995年广东省社科成果一等奖。这个理论的提出对广东的文艺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明显的例子就是催生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并一度引领了全国潮流。
在分管广东文艺工作的时期，他还提出不少前瞻性的文化主张。他强调，文艺创作要守住中国传统文化的制高点，继承发扬中庸含蓄、温柔敦厚等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审美理想；他提出岭南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不拘一格的务实、不定一尊的包容、不守一隅的进取”，认为这种精神过去是、今后仍然是广东文化的希望所在。
他敢于“跨界”，从文学界到绘画、书法界，还有学术界与行政管理不断试图打破藩篱。无论是历史小说的写作，抑或文人绘画，都力求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他直言“由于工业文明日趋严格的分工，结果培养出很多专家，却难以产生大师”，他期望打破专业界限，催生各种的“通才”，为大师的出现创造条件。
2008年11月7日，在刘斯奋等人的倡导下，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成立。学会宗旨是打通文史哲，提高综合文化修养。刘斯奋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史哲不分家、诗书画一体”的理念，既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而在当下，可以说也在全国开了先河。
“我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画家，可谓多方位跨界。自己更愿意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深受岭南文化哺育、熏陶的文化人。”如今的刘斯奋已过古稀之年，他仍在敏锐地思考和创作，在艺术创作中真正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在他身上，深深体现出一位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执着与赤诚。
【代表作品】
《白门柳》 文人心灵的巨大浮雕
从1981年起，刘斯奋开启了《白门柳》的写作。1984年12月，《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出版。1991年，第二部《秋露危城》出版。1997年，第三部《鸡鸣风雨》出版。《白门柳》》的写作历时16年，篇幅达130万字，描写了明末清初，古代知识分子即所谓“士”这一阶层的性格状态、命运沉浮。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教授程文超认为，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文人作为“历史”的载体展开叙述，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白门柳》高超的艺术成就在于，它不是一般地写历史，不是一般地写文人，而是进入文人的心灵，写出这些“思考者”思考的动机，画出这些思考者的灵魂。作者的笔是一把精巧的雕刻刀，能惟妙惟肖地雕出心灵的各个侧面。在这样的刀下，人物心灵深处最隐秘的东西被凸显了出来，呈现为一个复杂而又可见的立体雕塑。
程文超评价道，《白门柳》是今天的文人与历史的文人进行心灵与心灵对话的产物。《白门柳》给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镜子属于历史，镜中之像却属于现实。因而作为文人心灵的巨大艺术浮雕，《白门柳》立在那里，不仅有永远的历史意义，更有永远的现实意义。
《车站流行色》 现代人物画另辟蹊径
《车站流行色》创作于2007年，是刘斯奋取现代都市生活一景创作而成。画面定格了五个年轻女子在公交站等车的场景，虽是普通人物的普通行状，但笔墨间透着一股当代城市气息，一抹微笑和温情，亲切而富于诗意。
美术评论家郎绍君评价说，刘斯奋擅书，作画多中锋运笔，人物以勾勒为主，兼用泼墨和点色，简洁、挺劲而刚直，宁可强悍，绝不纤弱。人物神情大多晴和温蔼，衣纹笔线则铁钩银划，疾风骤雨，形成了率意刚健的风格。
刘斯奋的大部分现代人物画，体现了文人画的精神，画面多为疏宕草逸之“意笔”，重情而不重理。以其重于表达与抒怀，率意奔放而不拘小节。刘斯奋把文人之情怀，以概略和简约的形象于以演绎；由此反过来，又把这种写意式的造型艺术推向一种更高的文化层次。刘斯奋力求以此对中国人物画创作破题，他说曾：“近大半个世纪，中国人物画家绝大多数均惟西方主流派马首是瞻，固亦难免。然而今后之取径，若不兼从本民族文化之源流探求，则实难有大成。”
《不凋》 抓住个性与激情去创新
《不凋》创作于2006年冬至2007年之间，是刘斯奋在山水画方面的一幅代表作。2006年，刘斯奋带广东画院画家赴海南考察，他将所见之热带雨林景象绘成一幅长达7米的山水长卷。艺术家钟耕略认为，古人山水长卷从未表现过雨林风貌，刘斯奋的笔法气韵均前无古人。他凭记忆绘出之作，呈现了雨林意象，也表达了画者真实的体会与感受，并将其真实升华至一理想之境界，更有股出尘脱俗之气。
刘斯奋在《不凋》的构图上新意大开。他突破古人山水画的“三远法”，于高远处画出平远的景色，于茂林空隙处透视出层层远景，由此产生一种现代视觉之光效，加强了景物之真实感。
《不凋》体现了刘斯奋的创作思想。他认为，对于一个有学术追求的艺术家来说，获得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感觉是最宝贵，也是最首要的。这是倾注激情，发挥个性的最根本的着力点。刘斯奋曾说：“要牢牢抓住个性与激情去创作，至于技法，并不是第一位的东西，有可资借鉴就借鉴，没有的话完全可以自行探索、创造。唯有这样，艺术才能实现创新，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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