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骐教授出生于1916年1月13日，算上虚岁，今年已是百岁诞辰。我是他的唯一骨科博士生，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何师从燕京大学读完公共课后进入了协和医学院，于1941年毕业，获得了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证书，并留校在协和医院骨科工作。他曾回忆，当时的主任是孟继懋，主治医生为方先之，住院总医师是陈景云，他与范国昇则同为住院医生。何师提到的这些人，后来都是我国医学骨科泰斗。由于抗日战争的动荡，何师辗转到四川涪陵、河南郑州，终于在1948年来到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即今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工作。他一生奔波，曾赴加拿大进修骨科病理，回国后又参加抗美援朝的后方基地医院工作，回到广州后，参与创立了中山医学院的心胸外科专业。“文革”中何师屡受磨难，直到整个国家迎来春天，他才重返骨科，并在1978年成为了我国第一批骨科硕士导师和博士生导师、教授。
我受益最深的自然是何师严格的治学精神。随便就可以说出二、三事。有一次，一名年轻住院医生作股骨骨折髓内钉固定术。钉尾长了，何师说要重新照片，要求我自己去放射科和病人摆体位，因为骨科医生必须亲力亲为，取得第一手材料。我去了，他还不放心，自己又从四楼跑下来指导技术员照片。我当时十分感动，他已70多岁，还如此认真操劳，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让我终生铭记。
另外一事许多人都知道。他为我修改论文，一篇改了30多遍。看到何师修改后的论文像迷宫一样花花斑斑，我不禁想起当年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何师就是那种执著的学者，他要求我们写作逻辑性强，用字准确，标点符号都不能马虎。为此他还特地跑到新华书店，买了本“怎么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书送给我。这种严谨的学风，影响了我一辈子。
何师的英文极好，他告诉我在中山医除了医疗技术，重要的是“英文”、“论文”这两“文”。我读博士生的第二年临床英文考试，何师要求我一周内把美军的《骨肿瘤病理》翻译出来。那么厚厚的一大本，几乎不可能完成。我只好通宵达旦地攻关，最后何师给了我90多分，我也知是鼓励多过实际。但这一迫之下，我的英文水平的确上了一个档次，而且对骨肿瘤病理学知识也更熟了，给以后临床应用打下了好基础。现在想起来，愈加感谢他。
我追随何教授二十多年，看他尽是天天批评，要说我没有一句怨言，也是假的。其实，我从1978年回中山二院学习工作，就有人告诉我，何师的习惯是对自己的学生超严，要我做好心理准备。事实上，确实直到去世前，他才夸了我一句，是用英文说：“I am proud of you。（译：我以你为荣）”然而，从一件小事，能看到何师内心很紧张我、疼我。在我去美国作交流学者之前，他曾问我每天是怎样上班的？我很奇怪地答，骑单车呀。而他说，不要！最好坐公交车。后来，我明白他是怕出交通事故，影响了我出国。这样的关心，让我很难忘。
今天回想起来，我当年对何师一些做人处事也不甚理解。如今自己也到了何师那时的年岁，才顿然感受他的精到。天下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出色，批评也是恨铁不成钢。例如他当年不太主张开展新技术，其实潜台词是要我们对风险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又如他压下一些论文不赶着发表，目的也是要我们谨慎小心。看看今人的功利浮躁，我十分佩服何师的先见之明。
（编者注：本文作者刘尚礼教授为中山医学院第一位博士生，今为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保健局专家、卫生部特殊贡献专家。他的老师何天骐教授是我国著名外科专家、外科学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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