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颜值”成了微信朋友圈里的热点词汇，拿上周末来说吧，我的朋友圈就被一个男歌手的照片刷了屏，这个身材修长、胸肌发达、衣着不俗的41岁清华理工男不知引得多少人赞赏甚至惊叫。作为一个不缺八卦基因的人，我也把他的上百张高清图片细细翻了一遍，说实话，这位“男神”的“颜值”的确不可指摘，可我总觉得缺了那么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看完“男神”美图，我收了收心，开始细读上世纪初曾两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金曾澄先生的传记。当我看到一张金先生的旧照时，大脑里好像起了一道电光石火。原来，像金先生这般清澈深邃的眼神和温润如玉的面容，恰是今日众多“男神”普遍缺乏的，所以“男神”美则美矣，却难持久回味；但先生的面容，让人看了不但觉得安心，还会很想接近那颗隐藏在面容后的心灵。这么说固然有些鲁莽，但如果你相信林肯那句“一个人四十岁以后的相貌应该由自己负责”的名言的话，这样温润的面容背后，必然有一个丰富优雅的精神世界。
大家公子：自幼研习国学经典 东渡扶桑追索新知
金曾澄生于富贵之家，父辈经营盐业，发家后在高第街盖起了占地两三千平方米的大宅子，名为“敬业苑”，又称“金地”。鼎盛时的“金地”几乎与赫赫有名的“许地”并驾齐驱。许氏富而好学，从“许地”走出去的许崇清和许广平等名人的故事至今为人熟知，金家也不逊色。1879年，金曾澄在“金地”出生。他在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传统经典教育。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金曾澄熟读四书五经，对《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也颇有研究。说来不好意思，我是现查了百度百科，才知道《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是清初大家黄宗羲撰写的汉族思想史巨著，共有160卷之多。仅仅透过这么一个数字，我们就可以对金先生深厚的学养有个概念了。
不过，所谓相由心生，与这些学术经典相比，儿时读过的诗词曲赋对他的“颜值”更有贡献。与金曾澄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文豪林语堂曾说过，诗歌给了中国人“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把这句话用来形容金曾澄的一生，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世道越纷乱，办学越艰辛，诗歌就越能给他带去安慰，也让他的面容越来越温润和清澈。
与同时代的很多精英一样，青年时代的金曾澄开始热心学习西学新知。1901年，他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9年的留学生涯。他最初在东京求学，后来，由于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常因政治理念不同，彼此论战不已，他为了静心求学，又转而考入广岛高等师范学校，一心一意研习居于世界前沿的教育理论，以期回国后投身于“教育救国”的事业。避开热闹的争论，安安静静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应该是金曾澄的温和个性与深厚学养使然，但他其实并不缺少“壮怀激烈”的时刻。就在赴日留学前夕，他还写下了一首诗：“国步艰难事可知，掉头东去欲何之。蓬诫缥纱三山近，海浪奔腾万马驰。壮志岂无发扬日，离家不作女儿悲。茫茫四顾乾冲窄，人静更深入梦迟。”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垫钱办学：军阀挪用经费 师生三餐不继 先生抵押房产 支付学校开支
1910年，金曾澄学成归国，被清政府录用为学部主事。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他回到广东，开始担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广东高师”）的校长。不过，由于政局动荡，不到一年他就离职了，此后，直到1917年，他才再度“出山”，执掌“广东高师”。
其实，“广东高师”在岭南近代教育史上颇有地位。考察其历史沿革，最早要追溯至1904年两广学务处在旧贡院（今文明路一带）开办的速成师范馆兼学堂管理员练习所；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拨款20万两白银，仿效日本东京高师的模式，将旧贡院改建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学校更名为广东高级师范学校；直到1924年，“广东高师”、广东法科学校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也即后来的中山大学），“广东高师”的历史才暂告一段落。
说“广东高师”在岭南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重要，是因为新式教育刚刚起步，“高师”培养出的教员素养，对这“第一步”至为关键。可实际上，“广东高师”又常受时局动荡之累，不但数次停课，校长也频频换人，发展历程很是曲折。直到1917年，金曾澄再度担任“广东高师”的校长，之后一待就是近6年，局面这才慢慢稳定了下来。
金曾澄留给学生最深的印象是温和宽厚，他主张学术自由，对学生也非常包容，说话从不疾言厉色，也不喜欢进行演说与训话。这样温和宽厚的长者风范，的确更像是旧知识分子的作派，但越是在乱世之中，这样的校长或许越能让学生感到踏实安全。
关于金曾澄办学的具体细节，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多少资料了，但从当时人们将他戏称为“广东高师”的“奶娘”的轶闻中，可见他对学校的拳拳呵护之意，这样的苦心，在学校遭遇危机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1922年，由于军阀挪用办学经费，学校不但被迫拖欠老师的薪水，而且连学生的伙食都要供不起了，看着师生个个人心惶惶，金曾澄把自家房产抵押给银号，贷来现款，支付教员欠薪和学生的伙食费，以及应付学校一系列的日常开支。他自掏腰包，维持了近一年，才使“广东高师”免于陷入停课甚至关门的窘境。
算上前后两任日期，金曾澄一共呵护了“广东高师”近7年，这7年也算得上是他人生最好的年华，以至他在后来一直念念不忘。1947年，年近七旬的金曾澄与“广东高师”的师生再次聚首，感慨万千之时，他又把心事“托付”给了诗歌。“悠悠三十年前事，到底分明只此心。旧日弦歌如隔世，满门桃李已成阴。登楼每起沧桑感，掩卷聊为禾黍吟。且为开轩迎晚颸，灯前不觉引杯深。”因为知道他在纷乱时局中为维护“广东高师”付出的心力，再读着这样的诗句，我倒也真能体会其间既欣慰、又惆怅的情感，情到深处，却又无法一言道尽。
平常之心：辞任大学校长 晚年执掌中学
金曾澄为“广东高师”服务7年多，赢得“满门桃李已成阴”，那他到底培养了多少“桃李”呢？根据相关数据，“广东高师”的历届毕业生共有2400多人。省内各地中学，几乎都有“广东高师”毕业生的身影，当时很多知名的校长，也都出自“高师”门下，这当然不是金曾澄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用心最为良苦，其贡献不言自明。
抗战爆发后，年已六旬的金曾澄带着妻儿迁居澳门。非常时期，百事不易，他也不得不清苦度日。不过，翻一翻他在那时写下的诗歌，“百岁光阴转眠新，又过六十四年春。观书未倦人非老，无钱买酒渐觉贫。伏枥敢跨千里骥，闭门愿作一尘氓；匈奴未灭家何在，莽莽乾坤剩此身。”外敌当前，宽厚温和的金曾澄再次表现出了铁骨铮铮的一面。此后不久，他不顾年岁已高，返回内地，出任中山大学代校长。烽烟之下，他带领师生辗转山区，最终在梅县落脚，筹备复课，为保全学校倾尽心力。
抗战胜利后，金曾澄辞去中大代校长一职，1946年，他出任一所老牌私立中学——教忠中学（第十三中学的前身）的校长，随后兢兢业业，直至新中国成立3年后，学校被政府接管，他才彻底告别教育生涯，那一年，他已是74岁的老人了。从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出，进而心甘情愿出任一所中学的校长，其中原委我们无法细究，但金曾澄的豁达却让人钦佩不已。难怪有人说他一生痴爱教育，只要是在做教育，什么样的位置都无所谓。也许正是这样的赤子之心，才让他显现出了这么高的“颜值”，让人怀想不已，怅然不已吧。（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广东高等师范教育创业者金曾澄先生传略》一文，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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