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区域文化研究热的进一步发酵，学界对广东三个主要民系——广府、潮汕、客家的族群文化研究也进入更为细化和更深层次的阶段。一位现已年过八旬的“老婆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黄淑娉是国内较早运用人类学方法对广东三大民系进行研究的学者。她曾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是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之一。近日，记者在广州采访了这位“我国人类学领域第一位女博士生导师”。
用田野经验书写学术人生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也是人类学学者的基本功，黄淑娉也不例外。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黄淑娉就用田野经验书写她的学术人生，多次赴黔湘苗岭、粤桂瑶山壮村、凤凰山畲乡、海南黎寨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在家中会客厅挂着的一张地图上，黄淑娉用手势勾勒了她曾经行走过的地区——内蒙古、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四川等十多个省区，她所调查研究过的民族更是众多——除了蒙古族外，还有壮、傣、侗、黎、苗、瑶、畲、仡佬、纳西、彝、布朗、基诺、拉祜、哈尼等南方少数民族，此外还有广东、海南等地的汉族地区，她还曾到美国印第安人地区做过考察。
在50余年的研究生涯中，黄淑娉从事田野调查的时间累积起来有48个月之多，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她形容那些时间为“开门见山的岁月”。同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的龚佩华是黄淑娉常年合作的工作伙伴，1990年代，她们都已年过花甲，还时常一起外出做田野调查。“到了地方，常常会有人说，两个老婆婆还出来做什么调研，该在家带孙子了！”而实际上，直到21世纪初，黄淑娉还曾再次回到她40多年前就去过的海陆丰地区的畲族小村做田野调查。
数十年对少数民族的调查实践使黄淑娉对民族识别理论有更深的认识和更多思考。后来，她撰写了《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一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我国的实践经验，提出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特点和民族自我意识是区别民族的主要特征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埋首理论，建树文化人类学
2011年，黄淑娉获得首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荣誉称号，该奖项对她的评价是：出版了12本著作，发表了60多篇学术论文，从事人类学、民族学领域教学研究50余年。
人类学是一个与田野分不开的学科，不少人类学学者都长期从事田野调查，最终以报告形式完成研究，但由此也造成一些学者长期将精力放在田野而理论建树不足的局面。作为我国人类学领域第一位女博士生导师，黄淑娉在个人科研和教学中一直都重视理论学习和传输。
在多年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西方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黄淑娉发现，诞生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经过100多年发展，有不同时期相继产生的各个学派，这些学派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作为中国的人类学学者，有必要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介。1988年夏，她和龚佩华共同确定了“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选题，二人合著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于1996年初版。学界认为，该书为重建我国人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成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和研究人员的重要专业参考书和教材。
从异文化到本文化
1990年9月，黄淑娉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她提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做出自己的特色。第一，要研究人类学理论；第二，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第三，要研究现实问题，不能脱离实际。
1993年，由黄淑娉牵头的课题“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组织了34名学者，在17个县市进行调查，以人类学四领域（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研究方法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对广东汉族的广府、潮汕和客家三民系进行综合研究，研究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的体质形态、文化特色及其历史发展和现实变化；并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迅速崛起过程中，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固有文化因素、人文精神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该课题的成果——《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是第一部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广东省内族群与区域文化的专著。2003年，该著作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直到2001年夏天，我参加田野调查工作前后有50年。”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黄淑娉用“异文化”和“本文化”来区分，前40年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异文化”，包括民族识别、原始社会史、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等；后10年转向研究汉族的“本文化”，包括研究广东、汉族和其他一些现实问题。“我一直认为，不研究汉族的问题，少数民族研究的问题就解决不好”，她表示，自己前40年研究少数民族的经验对后10年的汉族研究有所启迪。
作为一名女性，长期从事田野调查时的艰苦自不待言。采访中，黄淑娉只轻描淡写地用“追求”二字来描述。她说，自己的成果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或者发现新问题，有所追求才有行动，有行动才会有收获。2003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她又重访广东海丰县红罗畲族村，只是为了研究时隔48年后，这个当年只有8户人家37人的民族村是如何发展为27户人家183人的。“过去积累的经验让我很自然地把它放在一个大背景之下，把它与整个中国联系在一起，跟其他地方的畲族联系在一起，跟它相邻的汉族联系在一起，也跟其他民族联系在一起，从全面的整体的角度看，就能够提出新问题，深入研究下去。”
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做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
黄淑娉：1954年在云南参加民族识别调查，其中包括识别彝族系统的族体。当时川、滇大小凉山彝族社会存在着奴隶制度，还未进行社会改革。进山后，奴隶主杀羊招待，用大铁锅煮砣砣肉，佐以荞麦粑粑，这是彝族的传统美食。主客环火塘成半圆形围坐，一群呷西（家内奴隶）低着头蹲坐地上，主人高兴时扔给他们一块荞麦粑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民族识别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黄淑娉：民族识别应根据中国的情况做决定，我认为判断民族的依据主要还是文化上的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做广东族群研究时，您带领的团队采用了人类学四个分支结合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选择这种方法有什么意义？
黄淑娉：一般的区域文化研究主要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此相比，广东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都有明显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用人类学四个分支结合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能够深入研究，突出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类学与田野密切相关，为什么还要强调理论建设？
黄淑娉：人类学要在宏观视野下做微观研究，理论上就要领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学术追求的过程是怎么认识的？
黄淑娉：好比是赶路吧，当学术上需要解决某个问题而自己又未知的时候，就“骑着马”出发吧！不断地追求，其实在本门学科里，自己所掌握的总是有限，希望有更多的了解。再有就是希望能带着学生一起去了解某个问题，并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