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谢，回忆成古今。十年前，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应友生之请，黄天骥教授撰写了《中大往事——一位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一书，我则应《南方都市报》之约，写了一篇书评——《往事的追忆与精神的追寻》，从大学精神角度阐述其底蕴，虽然主旨不差，却未免随俗。十年之后，《中大往事》增订再版，增加了近十篇回忆文章，内容更形丰富了；我也步入中年，踏入回忆的河流，方始体味到，作者不随流俗沉缅往事或孤芳自赏，而是坚守人道的关怀与师道的传承，才最令人感佩动容。
作者在康乐园里工作生活六十多年来，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之中，颇历坎坷曲折，甚至遭遇惊涛骇浪，几至死里逃生，当然更有值得自豪，也让人引以为豪的光辉篇章。但是，这一切，书中几无一语及之，与坊间同类之作，大异其趣。在笔者看来，作者似乎是始终站在一个教师的立场和角度，述往事以启来者。
虽然有名言说：大学者，大师之谓也。其实，更有名之言当是至成大圣先师孔子所言的“仁者，人也”。在过往的几十年里，如何坚守人的尊严与品格，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没有独立人格尊严的养成，学生难以成为良材，学者难以成为大师。比如书中有一篇《小人物》所写的老陈和老董，都曾是有才华的青年教师，尤其是老董，初出茅庐，即有卓异表现，奈何遭受非人待遇，倍受摧残，以致英年早逝——如果能多得到一些正常人的待遇，他们或许早成大人物了。最突出的是“小人物”张其，不迟于卓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但卓炯被评为特等模范，成为大人物，张其却以副教授终其身，始终只是个“小人物”，而攻击批评甚至打击陷害他的人也踩着他高升了教授，有的甚至变成了“大人物”。对此，最爱才心切、也备受尊崇的老校长黄焕秋，就曾非常尖锐地指出：“不爱护、不保护人才，这在我们学校是有惨痛的教训的！大家想一想，张其的情况是怎样的！”而作者在回忆黄老校长时，却只用了“好人”一词——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好人，并不容易。
作者在回忆他的老师辈，一些真正的学界大人物，像容庚、董每戡、詹安泰、黄海章、王季思等先生，并没有强调他们如何成为学术权威，如何给自己“加持”以彰显身份，而是强调他们在非常时世中对于人性的可贵坚守。比如容老曾经把早请示、晚汇报、背毛主席语录称为“三座大山”，在林彪外逃之后，更发惊人之论：“这是搞阶级斗争的结果。你斗我，我斗你，就斗成这个样子。”而在改革开放后，又“老夫聊发少年狂”，与王季思先生比赛谁先入党。这看似矛盾的情形，恰恰反映了他们身上的人性之常或常人之性；没有对这人性之常的坚守，孰能至此！作者的业师王季思先生一度因为“思想”压倒人性，对人对己均造成过伤害，而其“补过”，也正是通过人性的回归与张扬。比如，当他知道一位中年教师，因为文革期间历经坎坷，久疏讲台，待到重登讲台，讲课效果不甚理想，同学们辄有怨言，便特意亲往随堂听课，并在课间几次上台亲手为这位老师擦黑板……这一幕，感动了同学，也感动了任课教师，令同学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许多同学说：正是从王季思先生身上，“懂得了怎样做人，怎样助人，怎样教书育人”。
这次增订的最大亮点之一，是辑录了作者三十年多来，以浅近清雅、骈散兼行的文言文为学校所写的二十多面碑记，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大改革开放发展的光辉历程，堪称岭南一绝，也同样彰显了一种守正持平的人性光辉。例如《“碑记”后面的故事》中，讲上世纪八十年初，中大接受香港梁銶锯先生捐建学校的大礼堂，是1949年后中大、也是全国首次接受以海外实业家命名的建筑物，学校方面决定立碑纪事以为投桃报李。在以最高规格请动商承祚教授秉笔书丹后，由作者负责撰文。传统的碑颂之体往往多浮词谀字，要写得落落大方，委实不易。作者已经是费尽心思，可还是被商老中途“罢了下工”，因为发现了一个他认为不够准确的成语——德高望重——“望者，名望也。我未听过梁先生的名字，怎能说‘望重’呢！”作者反复解释，又连哄带求，商老就是不肯写，直到急中生智，改成“龄高德重”——八十之年，是谓龄高；支持教育，是谓德重——商老才把碑记写完。在几十年曲折岁月之后，如此执着于求真求实，岂容易哉！人格独立之尊严由此彰显。
所以，作者心目中的师道尊严，乃是要求教师（大师）应该首先是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明师”：不仅明智、明慧、明察，重要的是心怀像水晶一样透明；澄澈的人性光辉，可以使愚者智，懦者起，可以帮助人洗涤灵魂的污浊——只有坚守这样的师道尊严，才能让一所大学精神传承，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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