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人讲旧时
作为一级教授的李沛文教授（李济深之子），上课时标准的北京口音，中速、抑扬顿挫！连标点符号都可定下来。课后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会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搞清楚，等我查到资料再解答。”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令人感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的人生已入八十多岁的老年。家父谢申是民国国立中山大学的老教授，也是广东大学（后改为国立中山大学，地址在现文明路）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一直留在国立中山大学教书，直至退休。我就读于中大附中，后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毕业后留在华农工作。几十年来都在民国中山大学旧址上度过。“往事如烟，往事又不如烟”，画家曹讚手绘的油画旧中大建筑物，几十幅宏伟华丽的红墙绿瓦大楼重现在画册上，使我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人和事……
与民国中山大学一起逃难的日子
1937年日本侵华，中大搬迁去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徽江县。云南四季如春的温暖气候、黑色肥沃的泥土（黑钙土），半公尺长金黄色的胡萝卜、大粒而香滑的蚕豆、风景秀丽碧绿湖水的抚仙湖……以及离开徽江时我和弟妹坐在小骡背负的竹箩内行走于崇山峻岭中，骡蹄声的秀丽风景，在我的脑海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和后来坐火车、飞机、高铁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徽江黑色的城墙上挂着土匪滴着鲜血的头颅，至今还感到有些恐怖。
1939年中大从云南徽江搬去湖南宜章县和广东交界的坪石镇。途中坐汽车经过贵州著名的“廿四拐”，亲眼目睹掉入山谷四轮朝天的汽车以及沿途遭受日机轰炸的惨相。
中大农学院所在地栗源堡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清澈的武江盖有瓦顶的明星桥，农学院学生有个颇有名气的话剧团，经常演出《雷雨》、《日出》等著名的话剧，在文化生活缺乏的抗战时期，笔者是每场必到的。
农学院的丁颖院长，有次从坪石返回栗源堡途中遇劫，土匪将丁院长和校警挂在树上，由于丁院长德高望重，临危不惧，处理得当而平安归来。
在栗源堡，我和妹妹及其他教工的子女均就读于长乐乡中心小学。一九四四年九月我考入在坪石的中大附中。十月日寇南北夹攻打通了粤汉线，我来不及回栗源堡家中，只好跟着附中的司徒汉贤校长和黄树全教务主任逃难到仁化县。在仁化闻韶附近，走在前面的诸兆永和林德雄同学与一小股日本兵相遇，日兵用机枪扫射，诸、林两同学当场中弹牺牲，林大樟同学负伤滚下路边小沟，其他同学即时散开躲避，日兵接着向前搜索，发现陆兴焰（语文老师），即时举步枪将陆老师打死，并捉了周其刚同学，押送到南雄、韶关等地做苦工，直到1945年才逃脱回校。这件事给中大附中师生很大打击，增加了我们对日寇的仇恨。
1945年日本投降，中大附中迁回广州中山四路平山堂（即现在的省实）复课，住宿则在平山堂和景堂院，附中的老师都是有名气的，特别是数学老师，记得高中时教我们解析几何的是彭海祥老师，上课只带几支粉笔，不带讲稿，定理如数读出，从不用圆规和角尺，在黑板上的绘图非常工整，讲述难点时深入而浅出。后来彭老师是华师数学系的教授。
“文革”中，家父和科研助手将科研数据付之一炬
1950年7月，我从中大附中高中毕业，解放初期各间大学均是自主招生，公立的大学只有石牌中大和文理、法商学院，私立的有康乐园的岭南大学、广州大学、国民大学等，由于私立大学学费较贵，我只报了两间公立大学。考中大时第一科是数学，只有5条试题（解析几何、三角、大代数各一题，其余两题是几何）。每个试室约40—50个考生，考完数学后，考另一科时只剩20—30人。后来我问监考老师才知，据说是有一科0分则不会录取，所以部分考生弃考了。中大当年招生时报名分为三个组：甲组是理、工科，乙组是文、法科，丙组是农、医科。我选读了中大的农学院，校址就在现今的石牌华农。
我入读中大农学院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在1951年1月参加空军离开了中大。家父则在1953年高校调动时入了华农，并从文明路西堂搬入石牌华农在风景山附近的住宅区居住。
1956年我从部队休假回到华农家中，当时知识分子经过“思改运动”，周总理刚做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物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周总理的报告中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家父从内心充满了温暖和激情，有了“主人翁”的感觉。家父从事教育和研究的学科是“土壤学”。1935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土壤专家E.Troup教授，这位教授竟培养了我国三代的土壤专家（包括我父的老师邓植仪、同事彭家元、和家父的研究生张守敬），回国后家父从事研究的是“南方的红壤”，这种土缺少有机质肥分，要耕作熟化后才能种好的农作物。宽松的政治空气，极大鼓舞了的家父工作热情，60年代初，他设计了“改造红壤”的科研项目，进行了系列试验取得改造红壤的基础数据，这项科研进行了几年，可惜的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和科研助手将该项科研的资料数据付之一炬！他也只好自叹“天意不助我也”。“文革”前他培养了一名研究生（林克惠，现在是云南农业大学教授）。为了培养土壤学的教学和科研人才，他在82岁高龄招了两名硕士研究生（李华兵和廖宗文，后来均是华农大的教授）。家父为了他热爱祖国的心，尽了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责任。
老师都是一批既有理论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
1957年9月，我从部队回到华农读书，院系调整后，从岭南、广西等高校调来不少名教授来到华农，一级教授有：丁颖（水稻）、李沛文（果蔬贮藏加工）、赵善欢（植保杀虫药剂）、沈鹏飞、蒋英（林学）、张巨伯（昆虫）、蒲蛰龙（昆虫），二级教授有：黄昌贤（果树）、林孔湘（植保）、林亮束（植病）、范怀忠（植保）、谢申（土壤）、余尉英（农化）、温文光（果树）、王仲彦（农学）、杨邦傑（蚕桑）、邝荣禄（畜医），教学和科研的实力非常雄厚！我回来选读的专业是园艺系的果树、蔬菜专业，教我“果蔬贮运加工”课的是李沛文教授（李济深之子），上课时标准的北京口音，中速、抑扬顿挫！连标点符号都可定下来，我整理大学的笔记是最完整的一本。更令人感动的是，课后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为一级教授，他会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搞清楚，等我查到资料再解答。”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令人感动！
“植物学”是梁宝仪教授的课，有次野外实习，有位同学用剪刀剪了一种植物叶子边缘，使梁教授看了良久不敢作答，最后摸到叶子边缘才发现问题。上“土壤学”时，某同学把砖头打成碎粉拿去问黎旭祥教授是什么土？黎教授看了良久未敢作答，最后说出五个字“有些像成品！”令这位同学心服口服！我们的老师就是一批既有理论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我们的老师，大多已驾鹤西去，对我们的教导和光辉形象，将永留我们心中。
在华农工作期间，我曾参与同班同学吴定华教授主持的“番茄育种”科研项目，其中罐藏番茄新品种“红棉”，一小罐番茄倒在白色的碟中，8—9只鲜红的小番茄，色味香俱存，为轻工部和国家赚了不少外汇。吴教授素有“番茄王”之称，在番茄品种选育上判断能力很强，在田间授粉的效率较高，充分利用了“指甲功”（特别是大拇指的指甲）。在田间工作食的畸形番茄（外形难看，但风味特好），无商业价值，但解决饥渴也是一乐事。笔者家中常用菜谱：将番茄切成薄片，加少许芝麻油和白糖，鲜食。既好味又有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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