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我读了彭玉平教授一篇研究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论文，我素知他倾心词学，以为这只是他研究晚清词学偶尔及之，不以为意。后来有次茶聚，他很郑重地跟我说，拟用若干年时间集中研究王国维词学，我听了依然不以为意。据我所知，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研究早已是近代文学批评中的显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汗牛充栋了，此中还有叠床架屋或标新立异之作。他完全可以自开一境地，何必要在这个已经被过度开发的领域花费精力呢？
数年之后，许多重要学术刊物密集而持续地刊发了他的王国维研究论文。而每一论出，往往令人刮目，在王国维及词学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从而体会到，学术研究的推进未有止境，“显学”并非不可挑战，一旦有勤敏的学者沉潜其间，或可发现竟然有宝藏未被开掘过，甚至未受关注过。在外行人看来，王国维研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玉平从中竟能不断发现柳暗花明之境。十年过去了，他把这些论文整合为专著，我拜读一通，深有感慨：他在王国维研究上，可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且有后出转精之妙。其中的功力与艰辛，岂容易道哉？学术研究首要在识力，文献只是基础。对于原有史料的细心研读，从而得出新的见解，往往最见学者之功力。
学界多认为王国维早年钻研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喜欢康德、叔本华、尼采三位大哲，他正是以西学来反观中国的诗词批评，故而才有了古今独绝的《人间词话》。但在玉平看来，王国维的思想底蕴实际上并未跳脱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人间词话》纵使言及西方文学概念如主观诗、客观诗等，也只是一种借鉴和化用，王国维其实是停留在中西哲学美学的会通之处。玉平的结论是，中国古典诗学才是王国维词学的主要源头，西学只是以话语的方式点缀其中、佐证其说而已。玉平以实证的方式把王国维放在那个时代语境之中，由此入手，勾勒出王国维早期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调整对王国维词学的认知格局，展现出一个更为丰富复杂而有变化的王国维。
彭玉平教授新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分为文学观念、词学本原、词学接受与学术因缘四部分，就我本人而言，对学缘部分更感兴趣。王国维的学缘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史意义的新命题。本书通过十个个案，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王国维的学术因缘，对其文学、词学、学术思想的源流作了勘察分析。其中如龚自珍、沈曾植、罗振玉、罗振常、梁启超、陈寅恪、胡适与王国维的全面学缘关系分析，应是本书首次全面论及。陈寅恪虽然未涉词学，但他与王国维在文史互证的方法上、文体观念上颇有承传之迹，也同样值得关注。读到王国维与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学者相知相敬相重相推的故事，竟令人深思久之，引发无限羡慕和向往之情。
说到学缘，我自然想起与玉平的同门之谊。我们先后在复旦大学求学，师从王运熙先生。1996年他到中山大学工作，自此成为同事。在学生眼中，他是兼具风度和深度、魅力和实力的老师。在我看来，他是那种天分很高又很用功的学者。他对于学术研究可以说是痴迷的，写作时几乎将一切都置之度外，可以连续好几天不下楼。他书房里的桌上、地上堆满书，要踮着脚尖才能进得去，还不许家人收拾整齐。写论文时，却能乱中取胜，信手找到需要的书籍。我和玉平出于同门，但我比他痴长近十岁，性格也迥然不同，不过，在对学术的敬畏与追求上可谓莫逆于心。师兄弟间切磋互补便成为生活中重要而有趣的部分。平时奇文共赏，相析疑义，读书有得，共享欢愉。每一文初成，则请对方挑剔摘瑕，持论甚严，出语甚直，彼此从不以为忤。读书之余，品茗饮酒，互相调侃笑谑。也常结伴山水之间，得浴沂咏归之乐。曾二度同游雪域，尼洋河畔的夭夭桃花，珠峰本营的皑皑白雪，留下几许欢言笑语。犹记布达拉宫广场，一群少年欢聚，我们也戏摹其狂态，两掌互抵，然后乘势一跃，双脚向后踢起。同行友人匐身抢拍，我们俩一起飞身跨越布宫的“雄姿”便成定格。
玉平到中山大学工作，转眼已近二十载。来时还是玉树临风的翩翩少俊，如今已知天命，而我已近耳顺之年了。我和他常感叹岁月流逝之速，惕然而惧。曹丕曾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我们常互相砥砺，以为学术虽非经国之大业，然亦可为不朽之盛事。真正学人之所追求，非求田问舍之利，非予夺生杀之势，也不在一时之荣名，唯在于名山事业耳。这也是近二十年，我们常常议论的话题。
（彭玉平教授新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为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即在中华书局出版）
原文链接：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4-11/26/content_588379.htm?div=-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