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是我读本读博的母校即中山大学90周年的校庆日，校庆主题是“学术与校友”，强调回归学术本分，不开庆祝大会和晚会，不请领导致辞题字，而是邀请丁肇中、莫言等国内外多位诺奖得主和著名学者作演讲，体现“大学是思想活着的证明”。此前的11月2日，中山大学将“陈寅恪奖”颁赠饶宗颐先生，表彰饶先生是陈寅恪先生“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理念的真正践行者。以上诸事有一脉相承处，即提倡学者乃至学子们潜心问学、厚积薄发，是为守护民族文化、维系学术命脉之正途。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康乐园读本时，学子们的偶像是鲁迅先生，记得图书馆内立有鲁迅先生的汉白玉雕像，小子如我每次经过，都行注目礼的。90年代中我回康乐园读博时，校内外热议的偶像已是陈寅恪先生。由鲁到陈的变迁，非两三语能道尽，其中关键的一点，跟陈先生的生活年代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有关，他在盛行一言堂的文化浩劫年代，始终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始终保有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风骨，著述始终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灵魂，不愧为教授中的教授。这些，是当时的中国学界乃至社会所稀缺的，物以稀为贵，思想与精神尤其如此。《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将这段历史一一道来，令人印象深刻，陈先生因此就成为可以引领时代的思想先驱。其后，位于康乐园东北区的陈寅恪故居对外开放。这些年，每当我回康乐园，即使行脚匆匆，也很愿抽空去瞻仰一番。
二十世纪的中国，尤其是在50到60年代的大陆，因为有陈寅恪先生的存在，表明着中国传统文化虽面临文化的严冬，文化软实力仍在，道心虽微却明志不灭，传灯虽艰难，但在时代暴风骤雨中已近乎奄奄一息的幽微的文化烛火仍在传承。陈先生将学问的求索上升到了一种信仰与生命追求的境界，文以载道，这至今仍令吾辈深感高山仰止，也将为未来的理性历史所珍重。《菜根谭》有言：“事业文章，随意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时。群信不以彼易此也。”所言不虚，确实如此。
我们习惯称鲁迅、陈寅恪先生等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只是，在信息泛滥的当今时代，我们最欠缺的已经不是知识；大学普招后，满大街都是胸怀本科文凭的知识分子。鲁迅、陈寅恪先生比一般知识分子更高明处，在于他们是智识分子，在历史与现实交织组成的茂密森林中，他们更似是森林中自食其力的啄木鸟，即使面对着黑暗与恐怖，能保持着自由飞翔的能力，不至于被狮子王所吞噬，还通过啄食害虫来维护着森林的健康，维系世道人心与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真的智识分子，是《皇帝的新衣》中一语道破天机的那个小孩，他即使长大成人，在风雨沧桑中成熟，也会慎终如始，初心不变，初衷不改，所言不再是童言却也依然无忌，他是陈寅恪，他是梁漱溟，他是马寅初……凛然的风骨可标千古，古今中外皆同理，焉有其他哉？！知识分子是一群群的，群体的特征之一是难免有乌合之众之象。智识分子则是一个又一个的，特立独行而又秉持独立的观察与思考，他们有风骨，去探寻，自然也就有坚持的品格，但这种坚持不是固执己见，固执确当的方向是坚持，坚持不确当的方向则是固执己见，今天的读书人要做知识分子易，做智识分子难。难在哪里？母校的10字校训说得全面：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知之不易，行之就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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