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压缩式现代性的社会，西方国家用几百年、几代人走过的城市发展历程，我们用几十年甚至是十年就完成了，同样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就集中爆发，要在很短的时间去解决和适应。英国学者安东尼·吉东斯有个理论叫“抢先适应”——人们必须要想到现在的行为对未来可能带来的风险性后果。对政府来说，就是要制定政策和管理城市时要未雨绸缪。如果问题不早一些解决，将来要解决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郭巍青
昨日，中山大学社会公共管理方面专家郭巍青教授接受媒体采访，就停车场差异化收费措施表达了看法。郭巍青赞成通过调节停车收费，达到引导车主公交出行、进而治堵的措施，但建议政府应积极探索对车主来说更为直接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消除目前有车族的抵触情绪。
公交更快、空气更好需有车族共同努力
虽然政府推动停车场差异化收费措施，本质上是要让广州的公交事业更加发达便利、空气质量更好，但这个目标并不只惠及车主，而是所有广州市民，而且其成效也要慢慢积累。“所以很多车主一看到这个方案，就会不开心，这也是目前方案遭到大部分车主反对的原因：好处是大家的，为什么代价却要我来承担？”郭巍青建议城市的治理需要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有车族要提供更多建言和行动。
激励措施更有益消除抵触情绪
郭巍青建议，政府方面应在公共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尊重广大市民的承担，最关键的就是考虑如何回报这部分人的付出。“我个人不大赞同叫作‘补偿’，相反，激励比较贴切，通过一些有效的措施，激励车主将车停放，转而使用其它公交出行方式。”
郭巍青介绍，在发达国家，计算“碳足迹”，将排放量转化成直观的数字，进而使车主直接得到经济上的补偿，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但这需要很多技术支持。另外，车主需要担负的年审、保险等各种费用，也可以成为激励的突破口。
政府实施限停比限行要更温和
参考国内外城市，实施改善交通拥堵的措施，一般有三种，限牌、限行、限停。限牌，北京、上海，包括广州已经实施；限行，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实施，包括单双号限行，外地车限行等等，在国外还有收取拥堵费等措施；限停，就是提高停车场收费，通过经济杠杆调控引导个体私家车合理使用。相比那些限行的措施，广州市政府采取限停的政策，可以说更加温和些，人们享受私家车出行的行为付出的代价也小些。但是，收费政策的调整必须要有阶梯性，小区停车费不应该涨，路边停车费可以最高，这样才能给私家车主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少开私家车，多选择公交出行；将停在路面的车辆，引导停去地下停车场，腾出道路空间资源，让市民出行方便。
公共政策应考虑社会整体公平性
对于不少车主仍然对停车场收费涨价一事大呼喊冤，郭巍青说，自己也是一名车主，从私心上讲他也不希望停车费涨价，但从公心上考虑，应该对这一政策予以理解和支持。
“要看到2004年的价格体系，已经是对稀缺资源进行了廉价处理，换言之，车主们享受了十年的‘停车红利’。这个价格模式，受惠阶层只有车主，以防止‘停车贵’为目的的措施已经实行不下去了。同时，许多人的生活空间却受到了严重的挤压。”郭巍青自述，自己前不久在小区内倒车时，不小心刮到了一位老大爷，虽然大爷并未受伤，但态度异常地愤怒。这让他明白，实际上小区内无车一族对于有车一族的态度，已经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从这个方面考虑，停车场差异化收费措施，实际上就是想改变这一‘红利’现象，已经包含了对各方利益的平衡。”我们处在一个“压缩式现代性”的社会当中，刚刚才享受了私家车的便利与好处，还没几年，就要反思和限制私家车过多带来的弊病。因为我们发展太快了，资源跟不上。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私家车主只能面对并接受这样的事实，并且要有必要的心态调整和行为调整。政府要保护私家车主合理的利益，但也必须强调，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城市，城市的公共管理与政策应该兼顾全社会的公平。
■ 问答
1问：你觉得目前广州解决停车问题是不是很迫切？政府应该如何作为？
郭巍青：据了解，广州中小客车拥有量与经营性停车泊位相比是1∶0.35，上海、深圳跟我们也都差不多。而且从国内外大城市实践看，停车场建设速度永远不可能赶上汽车增长速度，停车供需矛盾将长期存在。此外，受城区及道路条件的限制，停车泊位过多供应反而会进一步增大交通吸引量，造成中心城区道路交通的拥堵。很多市民都有体会，中心区高峰期要找到停车位不容易，特别是天河、北京路等几大商圈。我们也看到，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主动介入，积极采取措施引导、规范行业管理，比如提高了新建小区住宅停车泊位的配建标准、增加了咪表停车位、鼓励社会投资建设商业停车场等。
据了解，现行停车收费政策是2004年11月制定的，10年前的情况和现在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政策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了不适应性，所以，对原有的政策进行评估完善和优化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
优化停车场收费调整，运用经济杠杆调节供需平衡，优化个体交通的出行结构，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改善空气质量，倡导公交出行这些社会上应该有普遍的共识。但是，我希望政府在制定新政策时，更多的从维护全社会整体的公平效应出发，进行优化调整。
2问：媒体报道广州市就停车收费调整政策征求公众意见后，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你怎么看？
郭巍青：确实是这样，一般来讲，一项具体政策往往具有利益分配功能，让每个人、每个政策参与者、利益相关方都满意，很难做到，也不切实际。因此，政策出台肯定会影响到一部分群体的利益，每个群体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提出诉求，无可厚非。姑且先不谈目前政府有关部门抛出来的听证方案本身的优劣，因为目前还在征求意见，没有定论，也就意味着通过大家的沟通和讨论，总会有完善的空间，所以不要轻易下结论，或者“一棍子打死”，而应该是各利益相关方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政策的制订上来，多提有建议性的意见，减少或避免负面情绪的宣泄，这样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此外，从一项具体的政策本身来讲，始终有特定边界条件和特定政策目标，关键是要在合法、程序公正的前提下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社会公平”。基于目前广州实际来分析，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在“干不干这件事情”上达成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大家都应理解支持，因为交通问题和停车问题不下决心、提前谋划，一旦问题积累更多、矛盾更深，解决的成本会更大。其次，有了这个共识再探讨如何具体去完善政策设计，争取公共利益最大化。
3问：广州市在制定停车收费政策，推动交通有效管理方面，你认为有那些值得关注的地方，有什么建议？
郭巍青：不同城市，或者同一个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交通管理，也包括停车管理都有相应的政策措施，近期媒体报道了很多国内外城市的一些经验做法，我认为，有关部门和相关利益群体，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些情况，对广州更好地解决交通问题肯定有借鉴意义。其实，在中国当车主的成本是相对廉价的，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如果乱停乱放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还有国外很多城市，在车主拥有私家车前停车问题已经被前置解决了，比如你要承担拥有私家车高昂的费用、你要解决好停车位的问题。而在中国，只要你有钱就可以随便买车，当然，也可以随便停。所以，接下来政府也应该考虑政策执行的监督问题，对违规经营者和使用者一定要明确权责，比如，乱停放必须重罚，乱收费必须严惩等等，这样才能保证政策落实，同时保证遵守规则的群体享受“公平”。
总体上，政府在关系到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主动听取各方意见是好事，这也恰恰反映了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初衷。关键是接下来，政府有关部门如何更好加强与各界的沟通，使这项政策制订的每个细节更加科学、细致，努力让公众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