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则柯首访台北参加一个地区会议。那时候，台北正在修建捷运，即我们所说的地铁。因为到处都在挖路，交通极其缓慢，待我住入会议所在地“中央研究院”的客房，早已错过餐厅服务的时间了。厚着脸皮问同样迟到的朋友有没有干粮可以给我充饥，也没有结果。不得已，我只好放下行李外出觅食。“中央研究院”的门卫，是一位老兵，中原口音。他热心地告诉我，出门右走十分钟，就有几家营业到深夜的小店，供应面点汤水。虽然摸黑走路，安全倒不必担心。
到了那里，马上点了一碗馄饨面。坐下来等吃的时候，不曾想看到旁边还有久违的粢饭团，当时肯定是“眼睛一亮”，立马就走过去买了一个揣在手里。都很便宜。
所谓久违，具体来说，是差不多三十年了。
话说则柯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到上海教中学。其时，豆浆、大饼、油条、粢饭，合称上海传统早餐的“四大金刚”。上班族如果不在家里吃泡饭对付，那么早上出门，多半在一个早餐点坐下，要一碗豆浆，一个大饼，一根油条，合共一毛钱，其中油条四分钱最贵。点粢饭的人比较少，这是因为粢饭比其他三样都贵。粢饭又分两种，一种是粢饭团，忘记价钱了，另外一种是粢饭糕，一毛钱一块。所以，凡是外出吃早餐，我也和大家一样，多半是大饼、油条、豆浆这么老三件，奢侈一下的时候，才享用粢饭团或者粢饭糕。可见在那个年代，上海街道早餐的“四大金刚”里面，粢饭实际上还是享有一点“鹤立鸡群”的地位。
粢饭团或者粢饭糕的基料是米饭，多半是梗米多一些籼米少一些配合着煮熟或者蒸熟保温待用，要有恰到好处的黏性。粢饭团的做法，大致是左手拿一块湿水的毛巾，右手舀一团粢饭放在毛巾上，略略把粢饭摊开，放上去油条丝、榨菜丝或者酸菜丝以及葱花等等，然后包起来捏成团，交给顾客。粢饭糕则是先把粢饭拍成长条的主食面包那样，然后切成厚度一公分左右的“矩形”，下锅油氽，直至表面呈金黄色，吃起来喷香松脆。
正因为在四大金刚里面，粢饭团粢饭糕略略有点奢侈，经过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的四大金刚，也就剩下豆浆、大饼、油条“老三件”了。期间，在“十年居上海”以后，则柯为家庭团聚回到广东，也就彻底告别了粢饭团和粢饭糕。
比起20世纪60年代的上海记忆，相隔二十多年以后在台北吃到的粢饭团，要精致得多，味道也更好。这也难怪，毕竟食材和工艺都进步许多了嘛。比方说现在可以夹肉松，而且是可以放心的肉松，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上海，如果不是没有，也一定是普通老百姓难得一见的制作。我不由得感叹，传统的上海小吃，在台湾反而传承得那么好。
时间到了2011年春天，则柯再次访台，主要居台中。可能因为忙于公务，而且后来逗留台北两天也节目排满，居然就没有看到过有粢饭团和粢饭糕，不免感到些许遗憾。是不是消失了？如果消失，怎么会那么快呢？想不明白。今年春天“自由行”，是我第三次访台。时间不长，只住台北，就是做几天台北居民的意思，其中一个小小的愿望，则是尝试把粢饭找到。
住下来次日早晨，我就在台湾大学附近满是蒸包、煎包、饺子、馄饨、豆浆、米浆和珍珠奶茶的街巷转，终于在一个转角，找到一个写着“饭团”两个大字的早餐摊子，专门捏粢饭团给客人。原来台湾把粢饭团叫做饭团。我当然买来马上就边走边吃，激动之余，却也觉得比二十年前略有退步。我把这个对比告诉女儿，她却不声不响，跑到便利店，给我买来好几种大工业产品模样的“饭团”。这是一个例子，说明没有吃过“梨子”，也可以知道一点关于“梨子”的事情。原来没有吃过饭团的女儿，知道饭团的主要销售渠道，已经不再是街巷的食摊，而是现代化的便利店。这些大工业产品模样的饭团，味道不错。据说由于工业化的关系，饭团更多地已经成为一种点心，特别是白领女性的点心。怪不得我女儿会知道。
回来上网探究，知道现在统称的饭团，有两种源头。固然有体现上海传统的“粢饭团”，也有强调日本传统的“饭团”。日本源头的标志，可能是其中的烤鱼和海苔。至于四十年前记忆中油氽的“粢饭糕”，这次却再也没有找到。会不会是因为它比较有“火气”的关系，已经被市场忘却？
正好在酝酿这则小品的时候，昨天傍晚我经过广州滨江东路附近的一条小马路，惊喜地发现一个大书“台湾饭团”的推车。因为急着办事，我暗暗下定决心，回来一定买一个饭团站着尝尝。想不到回来的时候，它已经不在了，而且附近百米之内，都找不到痕迹。结果，这次在广州的街巷意外邂逅粢饭团，最终失之交臂。
借用歌曲《耶利亚》的最后一句：“我一定要找到她”。现在的这个她，就是本文的主角点心饭团。
◎王则柯，学者，中山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