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抗战已近尾声，但为躲避战乱的中山大学还在坪石坚持办学。这年夏天，校友同时也是在校任教的音乐家黄友棣向图书馆借阅一套5册音乐大辞典。兵荒马乱中，这套辞典跟着他从广州到香港再到台湾，其间他两次还书皆未果，直到70年后，辞典才辗转返回中大。
书籍漂泊路线：
这本书陪伴黄友棣经历抗战逃难，客居四方。历经坪石、连县、连山、八步、罗定、茂名、湛江、广州、香港，以及中国台湾。
1938年抗日战争打响 中大开始转移图书
1944年在坪石 黄友棣借出辞典
1945年抗战胜利 黄友棣又带辞典步行回广州，然而还书未果
1998年 黄友棣将书暂还高雄中山大学
2010年7月黄友棣去世
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得知此事，开始三年的追要历程
今年11月21日辞典移交仪式在中大举行，辞典被安置于中大图书馆特藏室
“我把这五册书放在包袱内，背着逃难，疏散路程由连县、连山、八步、罗定、茂名，藏身湛江培才中学。”
——黄友棣
一场等待70年的归还仪式
昨天的移交仪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五楼举行。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看来，两地中山大学举行黄友棣先生归还音乐大辞典移交仪式，将黄友棣先生借出近70年的《格罗夫氏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移交中山大学图书馆，共同完成黄友棣校友的遗愿。1944年夏，任教于中山大学的黄友棣在学校师范学院借英文版《格罗夫氏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一套五册，后屡屡因故无法归还广州中山大学，1998年只好将书暂还高雄中山大学。
黄友棣将此书归还高雄中山大学图书馆时在扉页上写有一段引人注意的题记：“1944年夏我借了此五册，适值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奉令疏散，我还书给图书馆时，他们说已装了箱，不肯收书。害得我把这五册书放在包袱内，背着逃难，疏散路程由连县、连山、八步、罗定、茂名，藏身湛江培才中学。1945年底，抗战结束，又把此五册提着走路返广州，送回中大图书馆，职员皆不肯收。”
英文版《格罗夫氏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是英语世界中权威音乐工具书，此次移交的5册《格罗夫氏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虽经至少70年的岁月流逝，保存仍相当完好。事实上，这部辞典也有新版本，单从内容上看并不罕见。但其承载的世事离合，以及黄友棣为“信”而背书逃难的曲折故事，却让这套辞典弥足珍贵。
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得知还书的故事，感叹黄老诚信为人，决定要圆其夙愿，将“物归原主、完璧归赵”续写完整。
一位图书馆长三年的追要
故事也可从1998年还书讲起。这一年，黄友棣将这套书赠交高雄中山大学典藏，留下一句话，总都是“中山大学”，勉强也算是书归原主。但他仍带着遗憾。此后2004年正值广州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有校友带来音乐大辞典的照片转告此事。可惜消息几经转手，当事人不详，错失了确认机会。
2010年7月，黄友棣去世，享年100岁。历史总是阴差阳错。同年同月，在中大访问的台湾学者正从事黄友棣的研究，无意间与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提到还书的事。程焕文一听，感叹黄老诚信为人，决定要圆其夙愿，把“物归原主、完璧归赵”续写完整。
没想到，这一次追要，足足讨了3年。当年，他先洋洋洒洒写了一封3000字长信寄给高雄中山大学校长杨弘敦。后来遇到对方图书馆馆长杨昌彪时又再次讨要，却被告知：“因时机不成熟，校方决定暂时不移交。”这令他非常沮丧。
昨日，杨弘敦向媒体解释原因。他收到信后确实遣人找到此书，老师们认为书籍已绝版太珍贵。如要移交，一定要找一个最恰当的时机。
转机在2011年出现。杨弘敦来广州中大访问，程焕文趁机找他聊起此事。这回，杨弘敦不假思索地说，这是好事，应当选择两地中山大学校长互访的时机举行移交仪式。事情正式在2013年10月正式敲定。
黄友棣：写《杜鹃花》也写《新还珠格格》
黄友棣（1912~2010），广东高要人。11岁开始接触音乐，1934年毕业于广州的中山大学教育学系，随即展开音乐教育生涯。1949年移居香港前，黄友棣一直于广东生活。黄友棣1955获得英国皇家音乐院小提琴学位，1957年赴意大利罗马，于满德艺术学院深造音乐达六年，获得作曲文凭。1963年回港后，致力于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及推广工作。1987年从香港迁居于台湾高雄。
黄友棣一生创作了《杜鹃花》、《孔子纪念歌》、《伟大的中华》等近2000首歌曲。其在29岁时以抗日歌曲《杜鹃花》名满天下，这首歌反映了战时青年的民族情怀与思乡之情。晚年他在台湾为中小学谱写校歌，还写《新还珠格格》插曲《礼运大同篇》，曲调充满活力。
中大迁址前，以30多万册图书雄踞全国高校藏书量第三位，结束流亡后仅存4万多册。而随行图书馆馆员家属42人，或死亡或走散，返回广州的仅9人。
四分之一概率的幸存
70载还书记，为何1944年黄友棣想还书而不得？
回顾抗战时期中大迁移史，问题的答案令人不胜唏嘘。1938年抗日战争广州告急，中山大学奉命西迁，那时图书馆需要转移20多万册图书。音乐大辞典当时正在箱子中，从广州一路西行，经西江赴广西、迁云南、再返粤北乐昌坪石。1944年在坪石，在中大师范院校任教的黄友棣借出图书，还书时，学校也正处诸多困顿。
正值国难，人命如浮萍，卷帙或轰炸烧毁或散落四方，一套大辞典仅是沧海一粟。1945年抗战胜利，执着的黄友棣又带该书步行返广州。由于中大当时尚未完全复校，图书馆员工再次拒绝接收。
作为现在的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说，如黄友棣校友仍在世，自己一定会亲自登门拜访，说明原委。但也要稍作解释，他说，1938年10月，抗战中广州告急，中山大学奉命西迁。其时，图书馆需转移图书有20多万册，但因匆忙加之条件有限，只运走5万多册珍贵藏书。
事实上，抗战时期不少大学图书馆因为来不及疏散，便把书借给教授们分别带走，不还书者绝非个案。在程焕文看来，黄友棣秉持“诚信”还书的信念至死不渝，则独一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