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12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与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学报》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专家学者60余人与会。
与会学者就中国文体学研究发展的总体情况及相关文体的个案研究进行了探讨，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体学发展较快，但同时存在碎片化、粗浅化等倾向。
中国古代文体学是新世纪以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中国文体学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但自近代以后，逐渐被边缘化。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型。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系统完全为西学的纯‘文学’系统所代替。这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带来与传统断裂的严重后果。”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承学表示，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体系，它是在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迥异于西方式的“纯文学”体系。所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西方的“文学文体”简单地代替中国传统的“文章文体”。
20世纪70年代后，古代文学研究界流行从西方引进各种新方法，以文化学和社会学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回到中国传统语境中研究中国文学的特色。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提法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成为新世纪以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学界发表的大量论著、项目以及各高校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即为其表现之一。
文体学兴盛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少华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体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选题。进入21世纪以后，文体学研究进入精细化、理论性思考阶段，“文体学研究逐渐成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初步显现”。孙少华说，以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研究为例，在诗歌史和诗学理论方面，既有对诗歌史的梳理，也有对诗学理论的探索；在散文方面，既有综合的断代散文史研究，也有比较具体的个案研究；还有对骈文文学史的总结、大量乐府文学研究的成果以及对于小说的多维趋向研究等。另外，2004年以来，关于文体学研究的社科基金项目也都是比较综合的大课题。
对于当代中国文体学崛起的意义，吴承学认为，其本质就是传承断裂的知识传统，倡导回到中国传统文章学文体语境里研究中国文学。
吴承学说：“文体学兴盛意味着两个回归，一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二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强调中国文体学是要回到中国‘文章学’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西方文学分类法套用中国传统文学所造成的流弊。强调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就是要突出中国文学特有的语言形式与审美形式的特点，从中国文学固有的‘文体’角度切入来研究中国文学。”
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
伴随着学科的快速发展和逐渐成熟，文体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孙少华表示，第一是学术史方面的介绍过多，造成了“述”多于“论”；第二是缺乏宏观上的理论性总结；第三是“措意为文”的现象比较突出，研究者有时过于突出“主体化”或“主观性”；第四是“胸中少丘壑”，缺乏对学术发展的宏观思考和人文关怀。吴承学也表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文体学研究存在碎片化、粗浅化或生僻化的倾向，需要注意和避免。
对中国文体学的进一步发展进行思考和探索，是中国文体学发展到今天的内在需求。吴承学认为，应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在继承古典文体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所谓“鉴之以西学”，即借鉴西方学术，发现中国传统文体学的特点、优点与缺陷；“助之以科技”，即把现代科技视为学者创新性思维强有力的助推器；“考之以制度”，即将文体与不同时代、不同的官制背景和作者的不同身份等结合起来研究；“证之以实物”，即收集出土文献与存世的各种文体实物，以展示和研究古代各种文体在当时运用的实际形态。“总之，要建立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就要融通语言、艺术、哲学、宗教、历史、考古等多门学科，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宏观地审视中国文体学的发展演变轨迹，凸显文体学在整个文体乃至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吴承学说。
对于未来的文体学研究，孙少华从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其一，从个体上升到一般，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二，从选题个案上说，文学史的描述、各种文体发展衍变的轨迹及其内在联系值得探索，但对某种文体产生、衍化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影响的研究也应予以重视；其三，在关注基本典籍的基础上，还应关注那些已经亡佚的文体专著的辑存和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