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智超先生《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一书的主要内容曾在本报“名家在线”版上连载，获读者广泛好评。兹特约史学家张荣芳教授对此书价值进行全面阐释。
张荣芳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3年4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陈智超著《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该书13万字，配图70多幅，作者用真挚的感情、通俗精炼的文字，把陈垣、陈乐素、陈智超励耘三代史学传承的有趣故事，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对青少年读者有励志作用；对文史专业工作者，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许多新的资料。全书分祖、父、我三部分。祖13目，父3目，我3目，共19目。本书是一部思想深刻、内容真实、形式完美的可以信赖的信史。可谓一部经典性的传记作品。
陈垣1971年逝世，大量遗稿由嫡孙陈智超收集保存。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他即集中时间和精力，研究和整理陈垣遗稿。30多年来，先后整理出版了《陈垣学术论文集》一、二集、《陈垣史源学杂文》及增订本、《道家金石略》、《陈垣来往书信集》及增订本、《陈垣早期文集》、《陈垣先生遗墨》、《陈垣史学论著选》、《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集·陈垣集》、《陈垣学术文化随笔》、《陈垣四库学论著》等十多种。2009年主编一千万字的《陈垣全集》。陈乐素逝世后，陈智超整理了《陈乐素史学文存》、《宋史艺文志考证》等陈乐素遗著。在此期间，陈智超写了大量有关陈垣研究的论著，出版校订并导读《元西域人华化考》，出版《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专著，又把其研究陈垣的主要论文集成《陈垣—生平学术教育与交往》一书出版。陈智超整理陈垣、陈乐素遗著及其研究陈垣的论著，在学术界有目共睹，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陈智超对总结中国20世纪史学作出的杰出贡献。陈智超对祖父和父亲是非常敬仰的，常说：“祖父真了不起，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学成才，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知名学者。”“我整理他们的遗著，其实也是向他们学习的过程，学到祖父、父亲的许多好方法，增加了不少新知识。”祖父、父亲的学问和方法，“只要认真钻研他们的著作，都是可以摸得着，学得到的。”因此，30多年来，他一直在搜集祖父的有关资料，一张纸条也不放过。这种对先辈遗著孜孜不倦地整理研究的精神，就是一种“励耘精神”。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是陈智超长期整理研究陈垣和陈乐素遗著的结晶之一。没有上述工作，不能形成深刻智睿的思想，不能选择准确地反映事实真相的细节，不能做到如此融会贯通，深入浅出，不能做到内容与形式结合得如此精美。
开创风气
民国时期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要时段。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王国维继承乾嘉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创立了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民国时期实证史学大师层出不穷，群星璀灿，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到这些大师们为振兴中华，发展近代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可以看到他们真挚的学术友谊，可以捉摸到他们为学术而互相磋商驳难治学境界，可以领悟到他们治学为人的真谛。“陈垣与陈寅恪”一节，披露了大量新的材料，或对材料作了新的解释，使人对“史学二陈”的研究有耳目一新之感。1926年7月8日，通过吴宓牵线，“二陈”首次会面于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一谈就是3个半钟头。他们惺惺相惜，陈寅恪为陈垣的三部著作写序，给陈垣的学术以很高的评价，还称陈垣为大师，说陈垣的文章，是“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而陈垣在家书中，多次说写好文章，一定要先请陈寅恪、胡适、伦明三人看，征求意见。抗战时期陈寅恪、陈乐素同居香港，陈垣在家书中，多次嘱咐陈乐素一定要多向陈先生请教，“幸勿交臂之失”。患难见真情，陈寅恪的三位女公主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1942年居于香港的陈寅恪，生活困难，大米奇缺，“陈乐素先生带领一个孩子，背着一个布袋来我家，原来布袋中装的是米。他扮成携子回乡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绕路把米送到我们家。”而这个孩子就是陈智超。“史学二陈”的友谊为学界所公认，而本书披露了不少这方面的新材料。
《陈垣与胡适》一节，把“土学者”与“洋博士”两人在长时间内是学术诤友描绘得有声有色，令人赞叹。20世纪20年代，胡适主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勤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这可以说是胡适、陈垣及傅斯年等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宣言和纲领。陈垣是实践这一宣言和纲领的干将，相继在《国学季刊》上发表“古教四考”中的二考和《元西域人华化考》上半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一目，披露了全新的材料，从《夏鼐日记》中，知道当年选举院士的开放性、公开性。对院士提名的考语（即评语），更是引人入胜。胡适的考语，最初为“研究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曾有开创新风气的贡献。”最后改为“研究中国思想史与中国文学史”。陈垣的考语，最初为“专治中国宗教史，搜集材料最勤，考订最谨严，论断亦最精确，其余力所治校勘学、年历学、移译学皆为有用工具。”最后改为“专治宗教史，兼治校勘学，年历学，避讳学。”陈寅恪的考语，最初为“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谨，往往能用人人习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问题，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最后改为“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最初的考语，都带有一些主观性的评价，最后则改为客观性的中性介绍。候选人可以参加考语的讨论，而且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公告”中公布。1948年3月，评议会从150名候选人中一共选出了81名院士（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胡适、陈垣、陈寅恪第一次投票就选出来了。可见他们的学术成就在知识界有共识。对全国解放前夕，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也作了详细的客观的分析，并揭示一些当时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的材料，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墙上挂着陈垣给他北大的学生吴相湘的题词《民心》，这是《通鉴胡注表微》中《民心篇》的叙论，揭示一个政权如果丧失了民心，就不能维持下去的真理。当政治局势已经定格之后，而陈胡的关系又回归到学术层面，彼此牵挂和怀念。对于台湾学术界，本书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比如，二三十年前，台湾有一位教授发表文章，就史学二陈的比较发表了一通议论。俞大维先生知道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这位教授。大维先生说，你知道吗，像陈援庵先生这样，自学成为大师，世上能有几人？你怎能说三道四？这位教授后来在纪念大维先生逝世的文章中，坦承地披露了大维先生对他的语重心长的教育。
史学求真
陈垣史学的精髓是把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功能结合得十分完美。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要求“求真”，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成，它又必须“致用”。求真与致用的关系，是历史学的一项重要前沿课题，多为学人探讨。或把两者对立起来，要“求真”就不能“致用”；讲“致用”就难以“求真”。陈垣一生的史学成就，都是求真与致用的完美结合。《殊途同归》一书，对此有充分的论述。他宗教史研究的“古教四考”，历史文献学的“陈门四学”（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元史研究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等，都是“求真”的，这为学界所公认。同时，它也是“致用”的，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是为“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目标服务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对“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的现象，十分不满，“是若可忍，孰不可忍？”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等都义愤填膺，发誓“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要创作世界水平的学术著作。陈垣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个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队要比人家的军队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又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所以“就更加努力钻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陈垣关注国际学术动态，扩大学术视野。陈垣请人翻译的日本学术著作，就达数十万字，上面还有不少批语。
陈垣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史学创作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先后写成专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吴渔山年谱》等，并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和论文《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这些著作，陈垣说“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陈垣坚持民族气节、发扬爱国精神，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自觉地为民族抗战事业服务。这些著作既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又是足以流传后世的学术名著。陈垣一直强调“史贵求真”，“为学求真非求胜”。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著作，是不朽的。
“抗日战争中的陈垣”一目，分析陈垣为什么不离开北平。因为他有一套理论、一套信念在支持着他。这一目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为研究者提供新的素材。
化育人才
历史学要发展，必须发展史学教育。陈垣是一位大教育家，有科学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对陈垣的史学教育遗产，给予比较全面、深刻的总结，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在“多姿多彩的陈门弟子群体”一目中，陈述了陈垣培养平民中学学生那志良，高等学校学生郑天挺、罗常培、牟润孙、白寿彝、翁独健、陈述、单士元、史树青、史念海，私淑弟子杨志玫，“陈门四翰林”柴德赓、启功、周祖谟、余逊的动人故事。“四名登堂入室的弟子”一目，则主要介绍启功、柴德赓、方豪、刘乃和四人，在陈垣指导下成为著名学者的过程、他们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本书有一个特点，讲师生情谊时，都强调“教学相长”、“知恩图报”。例如启功，作者披露了许多陈垣怎样把中学尚未毕业的懵懂少年培养成文史大师的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而启功知恩图报，怎样报答老师呢？他用到香港卖书画，所得100多万元港币，设立“励耘奖学助学金”，使励耘精神代代相传。在各种场合宣传老师的高贵品质，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启功口述历史》等论著中，通过许多动人的事迹，说明老师怎样教自己教书、做学问和做人。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请他担任顾问，他幽默地说“除了要他脑袋之外，什么要求都可以同意。”又例如柴德赓，柴是“陈门四翰林”之一，是陈垣史学主要传承人之一。书中披露了大量陈垣家书中对柴的怀念与眷恋。陈垣开的《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和《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两门课程，都由柴继承，并延续到解放后。陈垣的文章都请柴等学生提出修改意见。柴为阐述陈垣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写过《〈通鉴胡注表微〉浅论》、《我的老师——陈垣先生》。《陈垣先生的学识》等文，为宣扬励耘精神作出过重要贡献。方豪原是杭州天主堂修道院的青年，因为对陈垣十分景仰和崇拜，冒着犯修道院的戒条，偷偷与陈垣通信，今收入《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有41通。从这些信中，既看到陈垣怎样帮助方豪成才，又可以看到“教学相长”的生动例子。1927年2月12日，方豪致陈垣信，他从一篇拉丁文的文章中，翻译了三块明清时期关于犹太人在开封的碑文，寄给陈垣。那时方豪只有18岁。陈垣4月19日给他回信，鼓励他说“所译拉丁文论犹太教一段，具见用功，”然后告诉他，“唯原文材料悉译自弘治、正德及康熙二年碑，能求之汉文原本为愈。”既鼓励他很用功，又提醒他不如直接引用原文。方豪对陈垣也不是一意地奉承，有时也提意见批评。陈垣很欣赏方豪，来往书信不断。陈垣逝世后，方豪在台湾、香港写文章纪念陈垣。刘乃和于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又考上陈垣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担任陈垣的助手兼秘书。陈垣手把手地教她，使她成为著名学者。刘乃和对陈垣也有很大帮助，不但在行政事务和生活方面的帮助，在学术方面也协助陈垣作了许多工作。如协助陈垣收集资料、修订旧著等。陈垣逝世后，又对陈垣的学术道路、成就贡献及励耘精神，进行总结、宣传，并提出建立“陈垣学”的主张。《殊途同归》一书，对陈垣的史学教育，培养一大批史学名家，都有极其精彩的介绍。
陈垣史学教育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产生了励耘三代史学名家。陈垣不倚家学、无寻师承，靠自学成才，成为世界著名学者。第二代陈乐素，励行严谨，勤勉耕耘，成为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第三代陈智超在宋至明代历史、历史文献学、陈垣及其时代的研究多有创获，在整理陈垣、陈乐素遗著方面作出卓越贡献。陈氏三代治史卓然成家，可以说是百年中国学术史的奇迹。我们从《殊途同归》一书中，看出创造这种奇迹的原因，除了大的社会学术背景之外，主要是从幼年开始受文史知识的熏陶、科学方法的培养及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说：“家庭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但我们的家庭也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家庭。三代史家，史学报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恐难再现。”《殊途同归》的出版，是史学界的一件盛事，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史学无用”、“史学危机”的论调，是一个正面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