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报】半夜三更的劳作

他被认为是改变此前“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日本”状况的代表性学者

姜伯勤，1938年12月生，湖北武汉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敦煌石窟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五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已出版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其中，《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两部专著分获在1995年第一届、1998年第二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后者同年获广东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1998年，合著《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获第二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0年，《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获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1年，获得首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荣誉称号。在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艺术史、宗教史、明清禅学史等研究领域均有着精深造诣和卓越建树。

一、“我的治学路”

走进姜伯勤教授家中，眼见74岁高龄的姜老师笑容可掬，望眼四周，一架锃亮的钢琴旁堆放着一摞外文学习的光碟。不久前，姜老师把毕生收藏的书籍全部捐赠给了广州图书馆，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典藏专著和著名学者署名的赠书。书架上只留下一套唐长孺文集和一些新近的文史著述，以供读书度日。“谈起我的治学道路，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前几天，我在路上见到上世纪50年代同住荣光堂214的室友张会山老师、钟焕麟老师，他们说那时你每天晚上熬夜到三点钟。我想这是我青年时期一段时间学习之路的一个秘密。”姜老师如是说。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姜老师潜心历史学研究已有五十多年，这一条漫长的治学之路，有平凡，有传奇，有平淡，有波澜，但他始终葆有对治学的执着与正气。

笃学不移，蜗居书斋爱不释卷

从小，姜伯勤就是个勤学好思之人。1948年，父亲把年仅10岁的他送入基督教青年会英文学校。但学校的英文教师一看到眼前的小不点，连声叹息道：“这小孩太矮小了！明年再来吧。”第二年就解放了，没有英文夜校了，小学五年级时他就被送进中苏友协俄文夜校。

原来，姜伯勤从小迷上了画画，但绘画在当时是一项极为奢侈的兴趣。为了购置画纸、画笔等材料，只得省吃俭用，缺餐少食，把钱节省下来。据他回忆，当时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省下早餐钱到图书馆读书忍饥，直到中午12点才到学校“稀饭庄”吃上一日唯一的一顿饭：1毛钱稀饭，配上2分钱酱菜。日复一日，正值发育时期的他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现在想起，姜教授才顿感当时的天真：“1955年进中大以后，伙食改善了，不断参加游水、划船，身高才发育正常，从入学时的158公分，一下子猛长到174公分。”

为了凑足学画画的开销，姜伯勤还把自己的旧书报刊变卖了。如今，令他尤其惋惜的是两本民国原版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院刊《中国农民》：“这两本院刊我卖了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虽然15岁之后由于经济原因没有坚持从事绘画，但这也给他日后的艺术史研究铺下了基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股“读书无用论”的潮流轩然而至，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年方28岁的姜伯勤在“反右派运动”中虽然幸免于难，但还是被当作白专典型而受到批判，所著文稿也被迫给自己烧了。“我特别记得，我一共被要求写了21张自我批判的大字报。他探亲时到时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物理教师的妻子李学敏的宿舍，每天饶有兴味地读着妻子推荐给他的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人类文化永远不会毁灭——这是我读完第一个小标题《奥妙的侦探故事》，从自然科学理论中得出的人文科学结论”，姜伯勤以一个人文学者的眼光感悟着相对论带来的奇妙乐趣。

共室的另外两名室友，一人研读中文专业，一人从事数学科学研究。多番交流下，姜伯勤从他们身上不仅学习了严谨的逻辑思维，还读到了很多世界经典文学著作，如《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等。

在妻子的鼓励下，姜伯勤老师还迷上了音乐，聊以慰藉。他得到了一本《基本乐理》，因为学五线谱必须用键盘乐器才能入门，买不起钢琴，他便买了一台手风琴作为代替，放下书本后每每在键盘上熟悉音阶音律。至今，年逾70的姜老师还十分钟爱音乐，精神健朗时还时常在家唱起意大利文歌曲。他还饶有研究地说道：“中国古乐里缺少4、7两半音、和弦以及转调，所以听起来大多是悲凉的意味。”

孜孜以求，勤勉扎实修习外语

1955年，17岁的姜伯勤进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彼时，中大历史学系精英荟萃，人才辈出，他所在的55级历史学系四乙班更是多次被评为“红旗班”，至今也大有名堂。陈寅恪、陈序经、岑仲勉、刘节、董家遵先生等史学名师给他们上课，培养的学生也多是精良之才。一个班二、三十人，著名的史学专家至少有四、五位，很多人都在岗位上成绩斐然。广东省社科院的著名历史研究员张难生这样回忆起老同学：“姜伯勤在我们班年纪最小，学习成绩却数一数二，现在在敦煌学上已经是国际级专家。我那时学习也不错，还常常跟他较劲呢。”

姜伯勤老师能在历史学研究上博综贯串，与他一直的日积月累和勤勉扎实不无关系。他在读书学习之外，还修习了四门外语：俄语、日语、英语、法语。

“俄语对我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受苏联影响，举国上下倡导学习俄语。姜老师从小对语言颇有灵性，习得一口流利的俄语。遥记在京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刚刚完成祆教研究的姜老师，与俄罗斯学者用俄语交流祆教艺术史问题。在旁的时任三联书店责任编辑孙晓林大吃一惊，不假思索地对他说：“你写一本书，我给你出（版）。”于是，2004年，洋洋洒洒35万字的《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得以面世。

其实，姜老师的俄语水平在他小时候就扎下了根基。1949年末，父亲就为11岁正读五年级的他在一所免费俄语成人夜校报了名，开蒙老师是一位扎着一对长辫子的白俄小姐，第二任教师是一位来自哈尔滨的退休法官。从11岁到31岁的20年中，姜伯勤几乎将一半业余时间用来学俄文或读俄文版著作。

上世纪80年代初，已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的姜伯勤获得了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学的机会。但他考虑到，若即日启程会因为缺乏扎实的日语能力导致研究上的缺失，不仅日文著作可能引起误读，连与日本学者深入交流也会造成困扰。所以，他决定习得精良的日文后再前往访学。

“一学就是3年半，我在珠江边背了整整3年半的日文单词。期间，我还和一位日本留学生互相教学。我教他中文，他陪我练日语。”1984年，准备多时的姜伯勤方才启程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师从日本敦煌学专家池田温先生，并于次年回国。在日访学期间，池田教授还专门把毕生积攒的珍贵的敦煌学史料复印了一整套给姜伯勤，这无疑对他的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助力。

精勤笔耕，治学严谨铸就权威

1963年，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新秀，25岁的姜伯勤就已在历史学顶级刊物《历史研究》中发表文章《隋末奴军起义试探》。他回忆起发表的缘由：我的另一篇文章正巧被史学大师陈垣相中，陈先生便向时任《历史研究》主编的黎澍先生推荐，文章就得以发表了。”文章发表后，姜老师得到了170多元的稿费，是当时54元月工资的整整三倍。姜老师便从广州启程北京，购置新衣和皮鞋，和当时在北师大附中教书的李学敏老师结婚。姜老师还说：“我弟弟赴美留学了5年，费用基本上都是我靠写文章赚来的。”

姜伯勤老师的学术成长，还得益于与诸多学界大家的交流和学习。1974年，受唐长孺先生邀请，36岁的姜伯勤作为青年学者代表赴京参与文物局吐鲁番文书整理工作。“一入工作小组，我就发现这是一个超级大学堂”，姜老师除了结识中山大学的师友曾宪通先生，还认识了张政烺、马雍、李学勤等一大批北大专家，以及唐长孺、朱雷等武汉大学优秀学者。

诸多优秀的学者为姜伯勤老师的学术生涯带来颇多启悟。他在1994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的前言中写到：“本书的写作，缘自马雍先生(1931～1985年)对作者的教诲。”在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工作的一天，精通古文、英文和世界史的马雍先生兴奋地说：“中国学者将来总要编一本多卷本的中亚史。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就有丝绸之路史料，好好研究，对将来编书一定有用。”他嘱咐姜伯勤在研究敦煌文书和学习整理吐鲁番文书时，把有关丝绸之路的史料找出来研究、备用。在其后四年中，姜老师遵嘱抄录了盈匣的文书，完成《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发前人所未发。

整理小组在当时尚未对外开放的故宫内办公，午饭过后，从小喜欢绘画的姜伯勤总会到故宫的绘画馆参观不胜枚举的画作。更令人兴奋的是，绝大部分画作皆为真迹。“有个好处，故宫内学者如云，我碰到什么不解的问题总可以向他们求解，开了我的眼界。”参与小组工作的4年，他的学识在与这些优秀前辈的相处和熏染中日益积累。

1978年，姜伯勤老师再次受邀参与由朱寰先生主持的“中外封建社会比较研究”撰写小组。为了研读苏联史学家谢缅诺夫的《中世纪史》以及柯斯明斯基的《十三世纪英国土地制度》，姜老师当时还要继续到俄语班上课培训。同时，他发现了《十三世纪英国土地制度》中，柯斯明斯基借鉴了英国土地资料汇编《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和《百户区卷档》来研究十三世纪英国的庄园史，包括户口、土地、庄园财产等保存情况，事无巨细，详实可信。敦煌出土的史料中亦有类似的史料，姜老师便借鉴了其经验，着意考证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寺户制，一探中国三世纪以后的“部曲佃客制”的奥秘，深究归义军时期寺户制的没落。这为姜老师专著《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的构思和撰写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契机。

1985年，姜伯勤老师从日本进修归国。两年后，他总结了在日研究的最新成果，在香港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上发表《列宁格勒藏本乘恩帖考证》一文，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重视。从1992年起，他又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敦煌学术史”的研究。敦煌学研究素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日本”的尴尬。作为国内外公认的敦煌学权威之一，姜伯勤老师在中国学者中最先注意到粟特织锦对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性，并把Zandaniji译成“赞丹尼奇”。以姜伯勤老师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学者，一直不间断地探索和挖掘，付出与收获，以辛勤的工作和丰硕的成果让敦煌学“回归故里”。

姜伯勤老师的精勤笔耕，并不是安乐椅上的甜蜜事业。他研究历史近六十载，所展现的坚持与执着，是一代学人的治学精神，是一代教授的史家风范。近年来，身体的不适曾几度置姜老师于困境，治学之路偶逢“力不能逮”，但他始终坚信勤勤恳恳做学问之理，笔耕不辍，勤于研究，这既是姜老师本性使然，也是他一生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志向。

二、几点感悟

姜伯勤老师治学严谨、思想敏锐。虽曾遭逢世变，栉风沐雨，但他始终苦心孤诣，钩深致远，对待学术一直孜孜以求，未尝辍废，探赜索隐。犹忆来时路，姜老师总有道不尽诉不完的感叹与体悟。他的一生，从未离开过学习求真，从未离开过钟爱的历史研究，也从未离开过自己脚踏实地并持之以恒的治学原则。

“论、史、具”三者合一

“科学的研究和常识的判断常常大相径庭”，《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的前言写到。

如何才能开展科学的研究？姜伯勤老师认为需要“论、史、具”三者的结合。“论”是理论知识，“史”是指史实基础，“具”是谓研究工具，特指外语。姜老师的学术道路无疑是三者结合的有力体现。

1959年，姜伯勤从中山大学本科毕业，这时他修习俄语已有10个年头。但为了不忘记花了力气学来的俄语，在“具”上保持精锐，同时结合理论、史实的学习，他专门用阅读俄文粟特祆教美术专著的办法来保持对俄语的记忆。

他还强调了研究方法创新的可贵。蔡鸿生教授在为《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作序时，特别褒奖了这本书的研究方法。他说：“这部大著，名曰‘艺术史研究’，实际上综合了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法，其资料来源于考古学遗物和历史文献，尤其是前者，仅此二项即可以看作是‘二重证据法’之体现，在一般学者言，占此二学已足以成就其学说；然而著者并不以此为止境，在这部著作中，还处处运用了艺术学研究的方法——即对于图像的分析和解释，即‘图像证史’，与‘诗文证史’、‘金石证史’同曲而同功。”蔡、姜二人都是陈寅恪、岑仲勉先生之弟子，对陈先生的诗文证史和岑先生的金石证史都无限向往。而姜伯勤老师则用“图像证史”开拓发扬了“二老”之学，蔡鸿生教授言：“我除赞赏之外，还深深受到激励。”

重视基础，溯源求真

姜伯勤老师视读书如生命，即使年迈不便，也常书不离手。近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全部作品，姜教授也都有所涉猎。他滋滋有味地评价道：“莫言真是个会说故事的作家，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姜老师认为阅读和写作往往不能停下，这是研究和学习的基础工作。“不读书，就拿不起笔”，姜老师认为做研究，首先要摆正谦虚的态度，扎实自身的基础能力和学识，才能逐步攀登高峰。

同时，溯源求真、寻根问底才是学人应有的姿态和气度。姜伯勤老师特意举了一个 “PK” 的例子。众所周知“PK”是单挑、对战之意，但姜老师反问：“那谁又知道‘PK’是怎么来的？”令人一时语塞。他眉头舒展，解释说“PK”即“Penalty Kick”，来源于足球运动中罚点球时守门员和踢球员的一对一对抗，今人引申其义以用。他以此告诫做学问要寻根问底，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陆键东也多曾感念姜老师基础深厚，踏实求知的治学品质。忆起姜老师身体尚佳之时，陆键东每每请求面见，姜老师总说我们在电话里交流吧。而且他从不提供具体的事件，却往往能在告知找何种材料时，即作评论，点评精彩。陆键东说道：“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白，若没有‘真材实料’就无法与大家对话。我是亲身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扎实和睿智。”

韬光养晦，切忌急功近利

姜伯勤老师的每一部专著皆“非一日之寒”。《敦煌艺术宗教和礼乐文明》一书资料准备工作凡4年，而属稿及修改又历时7年。《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的写作更是漫长：从1972年开始，至1982年完成初稿。但姜老师却暂缓了它的发表出版，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拜师池田温先生，获取了丰厚的敦煌书稿和史料，继而丰富了唐五代寺户制度的内涵和理解。再潜心5个年头，于1987年才正式出版。业界评价此著“不仅使敦煌寺院经济研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将会对敦煌学其他分支领域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学术价值极高。正因为姜老师精益求精、沉潜安然的治学态度，他的每一部著作几乎都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认同及同行的引鉴和激赏。

晚年，姜老师还担任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主办《艺术史研究》的常年撰稿人。一是为尽心中对艺术研究的兴趣，二是为较为偏僻的研究门类略尽绵力。2004年出版的《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中有一篇学记，学记作者刘文锁如是说：“身处岭南这样一个悠久、古老商贾历史传统的地方，对于像‘艺术史’之类精致、‘务虚’的学术研究工作，是一个考验。我们浸润着商品社会的气息，即使想学老和尚坐禅，坐冷板凳，四十年苦炼，以成大彻大悟之果，也难免不时心旌摇动，身不由己；如今更遭逢‘学术大跃进’的激流，且不说‘艺术史’这条冷板凳，就是设计之类的‘热板凳’，又何尝不犹如迷途的羔羊？”

只有拥有一颗韬光养晦、安然淡定的心，才能一洗浮躁急功的“学术大跃进”风气，才能摒弃得失之虑、沉浮之心，才能虚怀以待学术治学。

所有默默的日子里，姜伯勤老师都在专注于知识、理论的积累。并且，一旦发现相关问题的线索和端绪，他便矢志顺藤摸瓜，寻根问底。1963年，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先生拜见陈寅恪先生后，在中山大学作了“敦煌学六十年”的演讲。姜伯勤老师从他的演讲中得知了谢和耐先生1956年期间在越南西贡出版的《五至十世纪中国社会佛教经济概况》法文版。这一讯息瞬间点燃了姜伯勤老师的兴趣。为一探究竟，他便找来此书，发现该书确实体现了20世纪中叶敦煌寺院文书研究的前沿。得此契机，加之之前吐鲁番文书组等研究的阅历，方能有所发现、有所开拓。

得道多助，谋事在己

姜老师的治学之路虽曾遭逢磨难，但也每每出现良师益友，得到前辈恩师的指点教诲。负笈中大历史学系时，便师从陈寅恪先生、岑仲勉先生两位史学泰斗。陈寅恪是最早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史学大师，而姜老师亦是岑仲勉先生生前指导的最后一名研究生。“二老”的日常涵养、平素习气，给了姜老师潜移默化的濡染和熏陶。尤其岑老一句“我们要做‘纯学术’研究，就是要做超越流行文化的那种学问”更是让他立下宏志，安然踏实地步上治学之路。

1957年，姜伯勤选读了陈寅恪先生在寓所开设的《元白诗证史》课程，每次上课，都会看见客厅中挂着先生长兄陈衡恪先生的一幅国画。寅恪先生把“本国艺术史学”的建设看作达成“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工作。作为一名隋唐史的学徒，他在寅恪先生的思想感召下，也立志做一名“本国艺术史”学的学徒。

“我本科期间的老师是刘节先生，他大一让我读《周易》，寒假的时候让我读《诗经》。现在想来，受益终身啊！”在《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记载了他对师友知遇的感激：“本书撰写时我刚从五七干校回到中山大学历史系。1977年年底在国家文物局吐鲁番文书组忝陪末座，得到唐长孺先生教导，并承马雍先生、朱雷先生、王尧先生、黄振华先生多有指教。1980年在整理组资助下，得以去敦煌请益，并得到段文杰、史苇湘诸先生教导。在敦煌，有幸读到宿白先生《敦煌七讲》，深受教益。”

撰写《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的过程也受到诸多学者恩师的启发和指点：“1984年樱花时节，又是因为一种机缘，我有幸得读池田温先生早年发表的《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深受启迪。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期间，在池田先生启发下，由是，对丝绸之路的真情与奥秘进行了良久的思考，而这时所亟欲探明的问题，则正是池田先生为作者点破的‘东西方贸易的担当者’这一课题。”

“我用心读俄文粟特美术专著，是受了蔡鸿生先生的影响”，姜老师直言。当年，蔡老师住在中大“荣光堂”114号，姜老师住214号。每日晚餐后，他们都会在蔡老师擦得十分明净的书桌旁谈学问。蔡老师的书桌上竖放着拉德洛夫《突厥方言辞典》、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著作、屠格涅夫的原文版《春潮》以及《片治肯特绘画》等俄文粟特祆教美术史专著。而姜老师翻阅最多，且与蔡老师交谈最多的，是这些粟特祆教美术的专著。蔡鸿生教授可谓他1959年以来50年中坚持粟特艺术史与中国祆教艺术史学习、研究漫长路程的见证者。

1987年香港敦煌学国际会议上，他结识了香港大学艺术系主任时学颜教授。时教授曾致力于粟特祆教美术研究国际文献的搜集，她愿意将多年搜集的文献赠给有志者。后来，姜老师得到了这笔馈赠：三部英文专著和盈尺的国际文献复印件。幸获至宝后，姜老师经过艰辛的爬梳和探觅，写就了《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等文。

姜伯勤老师后来所著《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与陈寅恪先生晚年作《柳如是别传》看似相去甚远。但姜老师直言：“这部书的写作是受到了陈寅恪先生和《柳如是别传》的影响。”原来，他类比了柳如是与石濂大汕经历的共同特点：所在的时代为同一乱世，皆由乱世下的个人举动反观社会历史变化的思维。总结前人研究经验，姜老师以石濂大汕作为问题意识，阐发和澳门禅史之间的关系始末。以出色的问题发现和探究能力，此专著获得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王国维先生曾疾呼：“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再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往后的事实越来越证明汲取域外智慧，开拓本土资源，确实是一条发扬光大我国学术之路。蔡鸿生教授如斯评价他的同窗、共事兼挚友：“姜伯勤先生是沿着此路不断进取的现代学人，像他提出的课题，倘不‘兼通世界学术’，是根本无从问津的。”

姜伯勤老师至今已年近八秩，虽然病疾缠身，但向学之志老而弥坚。近六十年的研究岁月，他始终严谨踏实，淡而不躁，精耕细作。回望治学路，涓涓片片当所忆。善学善思，静心守志，可谓姜伯勤老师治学近六十载之注脚。

编论

追求学术卓越

人才是第一资源，教师是大学最重要的资源。大学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是教师队伍，因而，他们也是关乎大学品牌和声誉的核心指标，诸如中大此类研究型大学、高水平大学并冲向世界一流的大学，尤其如此。

大学创造知识、传授知识的两大功能，决定了大学教师必须以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为天职。大学和中小学的层次之别，在于前者的功能重在创造知识，后者的功能重在传授知识。中大校长许宁生就特别强调：“潜心做好高水平学术研究应该是一个高质量的教书育人的过程。”所以，选聘大学教师的第一标准是他的创造性，哈佛大学原校长陆登庭曾强调：“如果我们要创建一所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学，那么我们就必须意识到，在文理和各个专业学术领域，对教师质量测量的主要指标是具有原创性的学术工作和研究工作的质量”。追溯中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三个辉煌阶段，皆与当时的一批大师或大教授及其学术成就和影响分不开。

本专题采访的姜伯勤教授，就是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大学术繁荣做出贡献的优秀学者之一。他的努力与成就推动改变了此前“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日本”的尴尬局面，为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界在研究这一中国问题方面、在传承中华文明上赢得了主动。

倾听姜老师的治学生平，引发思考有三：

一是把做学问当生命来做。在近六十年的史学研究中，姜老师对学术的执着和刻苦，全神贯注和全力以赴，至晚年病痛，仍坚持阅读，令我感慨。他亲自在我们整理的访谈稿上将标题改为“半夜三更的劳作”，言为心声，苦胆酿甜汁。

二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要有世界眼光。姜老师坚持不懈地学习掌握多门外语工具，为他走出国门，向国际同行学习前沿研究提供了利器。他先后从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香港大学时学颜教授得到帮助和启发，为他在敦煌学研究中走向权威起到关键作用。其实，近代以来，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冯友兰、费孝通等著名学者或通过留学开阔视野，或借鉴外国研究方法，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开拓出新境界。最新者，作家莫言在借鉴西方文学巨匠的小说技巧并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后，创立了自己的魔幻现实主义，荣登诺贝尔文学奖宝座。

最后，追求学术卓越也是“做大事”。“大凡学术研究以及精神探索，其意义及影响力，要放长视线才能看得清楚”（陈平原），马克思、凯恩斯、鲁迅、陈寅恪等泰斗的思想和学说在他们远逝后的今天仍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社会和政府，“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与错，都比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的确，世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些深信自己不受任何空谈家影响的务实主义者，却往往俯首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凯恩斯）。

以学术为生，以卓越为荣，向大学教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