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责我，则留待读者”
有一本书，在图书市场消失了十多年，仍被许多读者记着。去年，本报一位记者想买一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遍寻不到，后来发现在旧书网站被炒到200多元一本。
曾经“洛阳纸贵”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今夏终得再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为何在出版17年后仍然受追捧？该书的出版过程有哪些惊心故事？重新校订的新版又有哪些卖点？南国书香节开幕前夕，作者陆键东接受了本报专访。
校订版增加新成果及图片
记者从三联书店获悉，该书于今年6月再版后，各地图书市场即告售罄，不得不紧急进行第二次加印。陆键东告诉记者，“相隔十七年，这部著作有缘重新刊布，整体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历史文本，还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我近年治学的一些思考与心得，可见出一些新的学术积累。”
陆键东指出：“十数年来，陈寅恪已成为中国文化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有关陈寅恪的史料不断被发掘，本书这次重新出版，在一些史料的引用与订正上参考了这些新材料，即使没有引用，也作了相关的提示与说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已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它已与一个历史时期紧紧相依，书中揭示的陈寅恪晚年的遭遇，乃是陈氏一生完备的关键部分。聊可告慰的是，任十余载风雨的摧折，书中所书写的历史，历岁月消磨，经受住了人世间的检验。这次新刊，增补之余，尚对原版一些冗词与错讹作了删削，另又新加了史料图片若干。私心以为，新本尚有可观之处。至于本书是否仍合时宜，知我责我，则留待读者。”
为研究陈寅恪而辞职
陆键东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1992年与1993年之间，精神的困顿常令我倍感痛苦，今日重检这段时期写下的一些心灵独语，其抑郁盖可见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茫然与哀伤。而某种如天籁般的召唤力总在心灵深处不断敲打。某日终于明白我所为何来。”
创作该书时，陆键东30岁，在广州粤剧团任专职编剧。工资加上一些稿费，当时也算小康。他所说的“痛苦”与“召唤”，缘起是着手研究陈寅恪生平学术：“在故纸堆里，意外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陈氏档案史料，每掀动一页发黄的旧纸，手在微微颤抖，心在怦怦狂跳。这时我已自感发现了一个无人知道的宝藏。”
陆键东告诉记者：“当时我精力非常旺盛，有多份写稿赚稿费的固定工作。如果勤快的话，每月有三四千元的稿费收入。但我痛感这样的文字生涯对研究陈寅恪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决心抽身离去，辞职专门从事陈寅恪的研究工作。”
遗失书稿，责编半月白头
1995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陆键东撰写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全书30万字，记述了这位蜚声中外的重量级国学大师，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1969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二十年来任中山大学教授期间的生活。书出版之后，在知识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两次印刷，均告脱销。
热卖17载，魅力何在？
记者查阅当年各方论述，发现人们看好这本书，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出于对大师人格、品性的景仰和对其学识、文章的崇拜，因此急于了解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的二十年里，这位性格耿介的老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再一个原因是想知道“文革”前在全国学界暗地流传的关于陈寅恪“逆流而动”的一些传说的真相，如在郭沫若力邀其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陈提出了两个什么样的条件？当时陈与周扬、胡乔木辩论是怎样的？陈是否托病将前来拜访的康生拒之门外等等。
第三个原因是作者陆键东在本书的写作中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查阅了大量的书报资料，还利用了档案馆里的大量档案，这在其他人物传记的写作中是较少见的，因此也大大增强了本书在读者心目中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陆键东告诉记者，“《陈寅恪的最后20年》全书531页，引文的标注达524处，其中标明所引材料出自‘中山大学档案馆’的标注49处，标明所引材料出自‘广东省档案馆’的标注52处。此外，有些标注中虽然未出现‘档案馆’字样，但所用材料显系出自‘中山大学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为83处，出自‘广东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为11处，此外标明引自‘复旦大学档案’与‘广州文化局档案’的各1处，还有将档案、资料原件直接影印在书上的地方8处。以上所用材料与档案馆藏直接相关的地方共205处。”
“无负（寅恪）先生，无负历史”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后在海内外思想界引起震动，此后五年，此书6次加印。
陆键东在载于《我与三联》的《历痕与记忆》一文中，曾这样描述：“《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在超过千卷档案卷宗的翻阅积累上而成的，它交织着现实与个人精神的困惑与痛苦，以及久抑之下必蓄冲缺牢笼的气势。这或者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人文思潮重又涌起新浪潮的一个缩影。三联书店屡表达交稿成书的切盼，以及我交稿时顿生‘已无负（寅恪）先生，已无负历史’的感奋，今天看来完全是这一特别历史时段的一个反映。”
时任三联书店美编室主任的宁成春为此书设计了纯黑底色的封面、白色醒目的标题，书的右下角有一张陈寅恪拄杖独立的照片。这一设计准确诠释了陈寅恪精神独立以及他在世变中的孤寂。宁成春回忆，《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稿曾经不小心被丢失，历经磨难终得出版，整个过程可谓惊心。
1995年春，宁成春从责任编辑那里拿到《陈寅恪的最后20年》原稿，与他当天拿到的工资一同塞进书包夹在自行车后座，一路蹬车回家。谁知到家一看，后座上的书包不见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531页原稿的每一页都是用钢笔手写的，这是唯一一份草稿正本。
宁成春四处找寻不得，只得通知作者。陆键东震惊之余，只好决心重写。宁成春为之极为自责焦虑，半个月不到，53岁的他头发就一下子变得花白了。幸亏后来一位老太太拾到了书包，钱虽然不见，但原稿终于找回来了。
对话陆键东：书越轰动，内心越孤寂
广州日报：您最早接触到陈寅恪是何时，为什么会选择陈寅恪后20年来写？
陆键东：1983年我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念书。读书期间就知道历史系有这么一位教授，仅此而已。现在回想，或许是因为我从小就在粤剧团，受传统中国戏曲唱词、对白的影响，第一次看陈先生的书一点不觉得困难。此外，跟我爱读古典文学也很有关系。陈先生那种忧郁的气质十分打动我，让我从精神上深深认同。
这部书稿，是我中年人生倾力最多的一本著作，实际也是自己知识分子研究的又一次前行。这里有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最大的分化。时代的剧变，至世纪末，这一阶层开始渐失身份的认定。这是三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奇变。尤其在1949年至1979年，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作了最后一次悲情的裂变。历史总会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将时代的种种不幸都凝聚其一身。陈教授正是这种不幸的典型人物。
广州日报：在写作本书中，您采访了很多前辈，能否谈谈采访这些人的情况？
陆键东：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一套自我认知的价值标准，“修身”是第一位的。我研究陈寅恪最大的收获，是在寻找先生的好友、学生的过程中，从这些前辈追忆里看到了知识分子修身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半个世纪以来都被不屑一顾。因为现在知识界已不需要修身、现实也不需要“士”去齐国了。可从陈先生身上我感受到修身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些前辈，虽然所谓人生成就或大或小，可是在人格和人品上都有陈寅恪的风骨，非常感人。
广州日报：《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出版经历过很多曲折，您有想到过吗？
陆键东：当时没有想过会热销，此后两年更感孤寂。一些争议和官司，我并没有很放在心上，当年已经很自信该书90%以上的内容都是独创的。仅此，就已经是写作者最大的欣慰了。
开始听到讽刺的声音，内心是有抵触的，后来慢慢释然，以后更加平静。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心头，也让我顿悟世事。中大一直有声音对陈寅恪享受特殊照顾愤愤不平，直到现在这种观点依然存在。他们认为陈不能造原子弹，也生产不了粮食，却被照顾得那么好，很难服人云云。我的书提到一个情节，没有展开，现在可以在这里展开：
1962年7月，陈先生摔断了腿，住了半年医院，1963年1月回到家中。1963年是陈寅恪享受特殊照顾的高峰期，他除了有牛奶、鱼肉、粮油、进口药物等补助外，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另外给他安排了三个半护士，这在中国现代史上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照顾是空前绝后的。偏偏就在这一年，陈寅恪夫妇常常抱头痛哭，这不但有档案记载，而且我访到了曾亲眼目睹这种情景的人。享受着最好的待遇，可是两夫妇却在为人生的悲哀而哭。这个细节说明陈寅恪的精神世界，与平常众生迥然不同。它也表明，陈氏绝不苟且。
不同的意见，可以不喜欢我这样写陈寅恪，但不断出现的一些新史料，只会令《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的陈寅恪，其历史面目越来越清晰。
广州日报：17年后再版又两次加印，这些年，您的心路历程有哪些改变？
陆键东：这十多年虽然经历了很多，就人生观与历史观来说，没有发生怎样的变化。在这点上很感激上苍的眷顾。1996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风行海内外，有一天姜伯勤教授在电话中对我说：“成名很困难，但成名后保持状态，更上一层楼，难上加难。陆先生你要好自为之。”这个电话对我好像当头棒喝。同一年，我认识了广州文化界一位老人王贵忱先生。王老对我充满了一种师长乃至父辈般的慈爱。每次与他见面，他总是紧紧拉着我的手，叮嘱我不要在公开场合说话，不要接受采访。王老甚至说过“不用怕，必要时我会找人（保护你）。”王老有一段话也同样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他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写东西，若没有超过《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你就不要写，你要对得起陈先生，你要对得起历史。”这些话我受益至今。无论任何人或事，都必须经历岁月的磨洗。时光是最无情的，可以冲刷掉任何东西；可是时光也是有情的，它可以留得下经得起检验的东西。略可安慰的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十多年来初步经受了第一轮的磨洗。以后它的命运怎样，只能留待后来者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