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一个教书匠，能让学生们汲取知识并得到启迪，是我最大的欣慰和满足。”这是吴宏聪教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今年8月17日，是吴宏聪教授两周年祭日。人师楷模，薪尽火传。《烨烨师光——吴宏聪教授纪念文集》刚刚出版，关于吴老传承的西南联大精神，关于他甘为人梯的故事仍在中山大学校园和中文系校友中传颂着。
中文系校友刘中国告诉记者：“捧读这本纪念文集，吴老的音容笑貌似乎又浮现在自己眼前。”
西南联大的难忘岁月
吴宏聪祖籍广东蕉岭县，出生于华侨家庭，他的父亲早年往南洋荷属地（今印度尼西亚）谋生。他的叔父吴伟康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社长、蕉岭县参议会参议长。吴宏聪于1918年出生于南洋荷属雅加达，1921年，其父因病客死他乡，母亲带着3岁的他及更为年幼的妹妹返回祖国，并在家乡蕉岭度过少年时代。
吴宏聪晚年回忆，蕉岭因是侨乡，群众对教育很重视。他在蕉岭读完小学和初中，前后九年，全部采用当时政府审定的教材，月考、期考如期举行，一切按部就班，教师绝大部分对教学很负责任。1935年，吴宏聪转学汕头市立中学，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吴宏聪在昆明度过了8年终生难忘的岁月，西南联大对他的学术培养、人格塑造和内心世界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晚年撰写《学术自传：八十自述》，万言之中竟有近四千字涉及西南联大，他说：“因为我求学和嗣后几十年的教书治学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西南联大名师荟萃，学生如坐春风雨露之中。吴宏聪回忆：“文科大一和大二共同必修科很多，而课外阅读除指定参考书外，由学生按照个人兴趣自由选择，思维空间很大。三四年级选修课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中文系的唐诗一课，便由四位老师先后登坛开讲。闻一多、罗庸先生讲《唐诗》，刘文典先生讲《温李诗》，陈寅恪先生讲《白居易》，以诗证史。老师各持一说，自抒己见，均受学生热烈欢迎。这种学习机会千载难逢，不可复得。”
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什么样的大学才能容纳并培植大师呢？我们或许可能从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窥其端倪。吴宏聪称此碑文“陈义甚高，但句句是实话，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并引述了其中关于学风和校风的文字，然后总结道：“冯先生把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发扬‘五四’以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优良的学风、校风作了精辟概括，不仅彰显了西南联合大学老师的学者风范，而且表明了前贤标举、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和兴学育才的价值取向。”他尤其赞赏其中“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一句。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如今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他当年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指导老师正是吴宏聪。陈平原回忆，他曾经有一篇论文观点与吴宏聪相左，“可当我表示希望将文章交《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发表时，吴先生不温不火，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文章可以发表。’”
吴宏聪为什么能这样对待学生呢？因为当年在西南联大时，老师们也是这样对待他的。吴宏聪在西南联大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曹禺戏剧研究》，导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当他把论文提纲送给杨、沈两位导师审阅时，杨先生不同意其中一些观点，而沈先生却认为论文提纲尚有可取之处。论文写好后，吴先生不敢去见杨先生。没想到，几天后杨先生却主动找到他，问明缘由，杨先生说：“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同，但是我尊重你的观点，作为你的导师，我要帮你完善你的观点。我尊重你选择的权利。”
现代文学的困境与突破
1946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宣告解散，三校各自复员北上。原西南联大教授王力应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宏聪由王力推荐担任中山大学讲师兼文学院秘书。1948年夏天，王力离开中大往岭南大学文学院，他又介绍吴宏聪任桂林广西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9年夏天，吴宏聪从桂林转到香港，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10月14日广州解放，17日吴宏聪接到通知赶赴广州参加接管工作，在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中山大学接管小组任联系员。1950年初，接管工作顺利结束，吴宏聪留在中山大学任副教授兼注册组主任。
1950年以后教师已无选择课程及讲授方法的自由，中文系指定吴宏聪讲授《中国新文学史》，但要求“运用新观点新办法讲述‘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和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当时并没有教科书，吴宏聪只得自编了一套简要的讲义应急，他称自己是“半路出家”，但没想到现代文学成了他的“定向专业”，嗣后一教就是数十年。
吴宏聪在其数十年教学生涯中，曾先后三次参与集体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他晚年忆及，均有反思。
第一次是1959～1960年，由学校自行出版，作为教材内部发行。当时即有人批评该书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成了《中国革命文学史》，吴宏聪晚年反思：“它正反映了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无可讳言地受‘左’的思潮影响的事实。”
第二次是1977～1978年，被禁锢十年之久的现代文学得以重新开课，教研组决定重新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仍由学校出版，作为教材内部发行，但“‘两个凡是’的观念尚未破除，拨乱反正工作尚未开始，在编写过程中，没有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条条框框不少，所以很难有新的突破”。
第三次是1987～1988年参加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关文学的各种学说，各种文艺思潮，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汹涌而至”，它们也在这部教材中有所显现，因此吴宏聪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今仍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指定教材。
经师易求 人师难得
2011年8月21日，吴宏聪遗体告别仪式在广州银河公墓举行，近千人参加了送别。记者躬逢其盛，亲眼目睹了吴老师的身后哀荣。“数十载耕耘，秀木成林，更谊厚情深，老园丁此生无憾；三千士爱戴，春风化雨，忽梁摧柱折，众弟子今日同悲。”黄天骥教授的这幅挽联，高度概括了吴老师的人生历程。
中山大学教授金钦俊师从吴宏聪半个多世纪，他对老师的评价是：“经师易求，人师难得。老师有两种，一种是教知识的，还有一种会用自己的行为品德教会学生做人。吴宏聪老师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金钦俊最难忘的是吴老的“回访规矩”，“只要学生来探望过，他不管如何一定要回访。”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在孙女的搀扶下缓缓步行，从中大校园的北区走到西区的中青年教师住宿区。走这段路，一般人不用20分钟，而他往往要花近一个小时。
吴老的“送客规矩”，记者是亲身感受过的。2010年4月11日，记者与易新农教授前往拜访吴宏聪教授。那一天吴老精神很好，但我们已经感觉到他身体十分虚弱。表达完问候，我们起身告辞，吴老颤巍巍地起立，表示要送我们出门，我们一再推让，吴老也感体力不支，只能作罢。易新农教授说：“只要身体许可，每有访客，吴老都会坚持送到楼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