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教授作题为“从‘省港澳’到‘粤港澳’——历史失忆与现实定位”讲座。她指出，词汇的变化使得人们看自己文化的时候变得狭隘。在今天，本是三地共享的东西，却被看作是某个地方的。“历史的失忆”这不但扭曲我们对过去的认知，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在和将来。
“省城”具有都会气象
总的来说，省港澳都有它的本意。“省”指的是省城，省会。“港”指的是“港口”，背靠省城。这么很多地方叫“澳”，例如澳门、大澳，大多是指是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门：船可以通过的通道。例如虎门、屯门。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省”和“澳”是早就存在的，但“港”（即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体、为人所注意的城市和商埠，要从1842年香港割让给英国开始讲起。
最先出现“省港澳”连在一起讲的说法，很可能来自19世纪60年代在香港开设的“省港澳轮船公司”。这家英资企业，总部在香港，除了运货载客外，也推出旅游套餐，轮船所经的路线，把三个地方连在一起推介。
必须强调的是，很多人以为“省”指的是“广东省”，但其实并非如此。“省”指的是“省城”，但又不是指“广州市”。清代提到的“广州”指的是“广州府”，在清代时，广州府由12-14个县组成。本地人有一个歌谣记这些县，提到10个县名：“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清（远）（三）水（从）化（增）成龙（门）”。
过去人去“省城”称为“上省”、“晋省”。“省城”作为行政中心，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行政地位，还有它的都会气象。所谓都会气象，指的是商业带动的繁华面貌，商业自明代以来就发展起来了，但全球化的商业气息很大程度上是18世纪以来广州独口通商的结果。
广州的“前史”是澳门
自16世纪以来，中外贸易的发展，广州在其中扮演上承澳门，下启香港的角色。
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教授研究，广州贸易体系是对澳门体系的承继。清代广州的外贸传统，其实是明中后期澳门机制的一种完善，因此我认为，近代广州的“前史”必须从澳门说起。
澳门的全球贸易史以葡萄牙人逐渐以澳门为贸易基地开始，但是澳门的运作向来不可以独立于广州，需要来自广州的商人提供货物供应、通商手段和买卖机制。
由于澳门率先被葡萄牙人扯进世界贸易体系，广州也因此独享其他口岸无法拥有的外贸优势和知识储备。所以，尽管我们一般会说广州独口通商始自1757年，但范岱克教授提醒我们，这不过是把一个实际上已经运作的、行之有年的广州和澳门共同运作的贸易体系用一纸上谕承认既有的事实而已。
因此我们谈广州和澳门的关系必须从16世纪开始讲起，并且要对当时中国和外国的贸易体系有所掌握。
所谓知识储备，可以从澳门周边地区的百姓身上看到。比如，从16世纪开始，一种断断续续的、不规范的，但是可以沟通的英语流行于澳门、香山、广州等地。当时，不仅是通事买办的人需要懂英语，而且大量为来到中国的欧美海员和商人提供服务的老百姓也懂英语，比如引水人、洗衣妇等。外国人游记中谈到他们可以和外国人沟通。当时还没有上海，用“洋泾浜英语”来标签他们这种英语并不合适。
西关具备某种“中心性”
广州西关具备某种“中心性”。香港人经常问我香港话和广州话有何不同，但他们忘记了英文中广州话是“Cantonese&rdquo”，不是“Hongkongese”。其实香港人讲的就是广州话，有语音语调的变化很正常，并不是两地的语音有本质的差别。
材料显示，清末以来人们心目中正宗的广州话是“西关音”。所谓西关是城墙以西的地方，当时聚居西关的不少是商人，“西关音”是指这个阶层的语音，这种语音和逐渐为其他阶层所追慕仿效。因此，当我们讲西关音的时候，不能简单指西关那个区域，而是指西关地区生活精致的商人家庭的语音。
迟至20世纪30年代，来自英国的香港政府公务员，都要来广州学习“正宗”的广州话，在那个年代西关音被认为是正宗的广州话。无论是广州人，还是香港人，他们认为好听的广州话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就是西关口音。由此可见广州和香港的关系。
香港开埠以来港岛的华人精英很多来自广州和珠三角一带，哪怕他们的家乡话多么不同，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共同追慕某种精致文化，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就是采用西关音。这种语音的共同性只见于广州和香港，这是在中国任何两个邻近的城市都没有的现象。
时至20世纪，澳门对时人而言往往是“最后的选择”。抗战期间，各城市相继沦陷，先是上海，继而广州、接着是香港。澳门成为许多人包括文化人和从事娱乐事业的人士的避难所。
1944年8月17号的《澳门市报》这样谈澳门的特性：澳门开埠早，本是重镇，到“省港澳”三埠并举的时候，澳门却越来越衰落。长期以来，人们有“香港地，澳门街”的说法。香港和省城是烦嚣的，澳门则是宁静和安乐的。战争时澳门也是世外桃源一般。澳门的特性可以用乐善与安分来形容。
三地关系的巨大变化
1949年后，三地关系出现很大变化。最明显的是边境控制。以前三地人可以自由来往，没有所谓香港人、澳门人，广州人的严格区分。也没有身份证制度。一个人可能在三地都有房产。
1949年后，三方逐步建立严格的边境控制，但50年代还是有很多人从珠三角进入到香港。虽然法律不允许，但是香港政府还是默许他们的进入。
尤其是1958-1961“三年困难时期”，香港边境控制突然放松，大概有6万人涌进香港，香港政府并且对抵达市区并有亲友接的非法入境者签发身份证。1973-74年间，也就是文革后期，每天有500-600人进入香港，而非法入境的人数是这个的4倍。
1974到80年间，香港政府实施“抵垒政策”。什么叫“抵垒政策”？例如，某偷渡客到达大屿山，当地便会有蛇头接应，给他的家人打电话说乡下有人偷渡来了，家人便带着钱与蛇头接洽，把亲人赎回，并给他们换上一套衣服，小心翼翼地从新界地区进入市区，免被警察抓获，一旦成功进入市区，就算成功“抵垒”，之后便可申请“绿印”身份证。这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政策跟当时香港经济情况有关，当时香港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所以政府对这种偷渡行为采取默许态度。
但是到了1980年10月23日，香港立法委宣布废除“抵垒政策”，给予4天宽限期，这期间非法入境者可以前往登记申请身份证，以27号零时零分为截止时间，之后便即捕即解。
以前省港一家的感觉在1949年之后逐渐淡化，到了70-80年代，更变本加厉。看过电视剧《网中人》的，都会知道其中有一个角色是一个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男子，名叫“阿灿”。从此，“香港人”对“大陆客”往往称为“阿灿”。近些年因为香港经济不如前，于是又出现了“港灿”的说法。
改革开放后，港澳同胞回乡，比如中山人回中山，顺德人回顺德。但广州不算“乡”，向来只是办事读书做生意的地方，现在没有这种需要了，当年“上省”、“晋省”的老调也不能重弹了。
当然，自70年代末，两地也举办了许多文化和体育等交流活动，比如“省港杯”——香港队对广东队，多年来都在广州和香港举办，但近年开始这边“省”这边的比赛，也有去佛山、肇庆、惠州举行的举办。此时的“省港”，不再限定在省城（广州），因为省城的概念不再存在了，这种概念的变迁似乎也意味着广州中心性的退场了。
（内容整理：朱绍杰、沈硕，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