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小时候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在商店当杂役帮补家计，曾经学武，但一直潜心治学，最终自学成才并成为了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家，这位被后世传颂的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是祖籍顺德杏坛龙潭古粉的朱学勤。
朱杰勤在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史学史、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华人史等诸多领域颇有建树，他凭借对史学研究数十年如一日的痴迷和热情，独辟蹊径，在暨南大学一手开创了两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华人史研究，并于上世纪80年代担任新创办的华侨研究所所长和我国中外关系史博士生导师。
朱杰勤生于1913年，在其10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重游其位于杏坛龙潭古粉的故居，他的弟弟朱先生为我们讲述了关于朱杰勤的一生。
【旧地重游】
青砖包裹着的昔日生活
这是一个细雨淅沥的日子，在81岁的龙潭“地胆”朱厚全、74岁的顺德历史文化研究者谭回华以及顺德杏坛龙潭文物保育员陈庆鸿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朱杰勤故居。
这是一座建于清代的建筑，位于顺德杏坛龙潭古粉西安一巷内，巷子还保留着原有的青石板路，巷口也保留着原有的青砖砌成的牌坊。踏着雨水，踩着青石板路，来到故居门前。故居正门向东，总面阔10米，总进深10米，两层楼高10米。硬山顶，镬耳山墙，青砖墙，红石脚高3米。
推门而进，走过门廊，看到的依然是青石板砌成的天井。据62岁的朱杰勤的弟弟朱先生（应其要求不刊登全名）介绍，这天井的另外一半原来是横厅，后来为了方便居住将横厅改建成天井。推开厅门走进屋内，只见堂前挂有一卷对联，上面写着“福水长流户有余”，据朱先生介绍，这是原有的对联，我们看到的是其中的一卷，另外一卷已经丢失。大厅顶部是木顶同时也是二楼的地板，该木顶中间打通了一个四方形的口子，据介绍这是通风和采光所用。厅里神台上香处的上方也打通了一个口子，也作透气所用。大厅两旁是两个大房间，每个大房间分别间隔成两个小房间。在其中一个房间里，有一条比较陡峭的木楼梯通往二楼。
朱先生说，这房子除了把横厅改造成天井外，其他仍保持原貌，目前该房子空置，但其内仍保留着当年的生活用品，如用藤编织成的篮子、藤做的集纳架子、藤做的集纳箱子，另外还有木水桶、木脸盆等，朱先生说这是原来的生活用品。
虽然该故居目前空置着，但其内保留着原来的生活用品，我们仿佛感受到了当年的生活气息，青砖墙内仍包裹着当年的生活。
【人物志】
商店杂役的“不服气”
朱杰勤小时家境清贫，但他勤奋好学。10岁的时候，他入读私塾学习经史，14岁转入私立英文学校就读。17岁的时候，家庭屡遭变故，被迫辍学当商店杂役。但勤奋好学的他并没有放弃学习的机会，在困难的阶段里，他依然嗜书如命。他尽量节省自己的零用钱去买破旧的中西文书，也没有作特别的挑选，随意阅读。之后加入商务印书馆开设的函授学校，学习了中文、英文、数学、商科各专业全部课程。
他是如何走上中外关系研究道路的呢？当中有一段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十七八岁的朱杰勤帮父亲料理商店的生意。一次因为要向南洋托运一箱粗瓷，他跟随父亲到海关报关。当时粤海关被西方列强把持，负责检查的洋职员将货物按精瓷征税。懂英文的朱杰勤知道洋职员这样做，连忙作解释。料想不到的是，由于一言不合，洋职员当即挥手打人。洋职员的举止给朱杰勤的内心带来了创伤，同时也让他思考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他说：“我不服气，在中国的地方，洋人为什么能够把持关税，横行霸道呢？于是，我从中外关系史中去找答案，这是我接触中外关系史的开端。”
勤奋自学成为研究生
1933年夏天，朱杰勤在报纸上看到中山大学研究院招收史学研究生的广告。但是投考要求是拥有大学本科学历，或者拥有专门著作，经送上审查合格者也拥有投考资格。朱杰勤既没有学士文凭，更没有专门著作，但是这样难得的机会还是让他为之心动。因为研究生每月有80元的助学金，如果报考成功，不仅可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而且还能帮助解决家庭生活的部分问题。于是他把所收藏的史料书籍拿出不分昼夜，一一研读。不出半月，他便基本了解了中国史学的大本大源，还写了8万字的《中国史学研究》书稿，送上中山大学研究院。经评审被认为可以投考。
当时，并非科班出身的朱杰勤对史学几乎是门外汉，有几道考题他回答不出来，不过还好，汉、英两门作文的分数较高。汉文的作文题是《史汉优劣论》，他凭借私塾时期的旧学功底，拟刘知己《史通》的体裁，用陆宣公的格调，写了一篇骈文。主考官朱希祖教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在批阅他的试卷时，点头赞叹，认为是可造之材，主张录取。
朱杰勤进入中山大学研究院后师从朱希祖，以秦汉史为专业方向。他按照朱希祖的要求，每天循序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做读书笔记，并广泛阅览当代其他相关著作，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在朱希祖的指导下进行自学。朱希祖严谨的治学精神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实事求是、逐步深入的做法使他的治学基础打得比较牢固。
不久，朱希祖离开了中山大学。1934年，朱杰勤凭借自己的积累和搜集的一部分材料，撰写了《秦汉美术史》。商务印刷馆总编辑王云五认为此书弥补了同类书的空白，便接受印发。在首本专著出版之后，他继续撰写《王羲之评传》以及其他有关中国艺术史论文多篇，涵盖了中外史地、文学、美术、宗教、陶瓷、丝绸和中国关系史等，展露了他在多方面的研究才华。
开创中外关系史学研究新局面
朱杰勤于1936年毕业，毕业后先后在广州美术学校和中山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1940年取道越南抵达昆明，先后在迁至云南的中山大学、昆明巫家坝空军军官学校、重庆南洋研究所、云南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云南大学、云南军区司令部等处任教。1952年调回广州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58年起调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文革开始后，1970年暨南大学停办，朱杰勤教授被迫先后转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直至1978年文革结束后暨南大学复办，朱杰勤教授才又重返暨南大学历史系并担任系主任，此后又于1981年创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并任所长。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暨南大学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专业设立博士学位点，由朱杰勤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并招收首批博士研究生。
朱杰勤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大师，他毫不含糊地道出了中外关系史的作用：“任何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关系到本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我们不能不吸取经验教训，认真对待，凡是公民都应该懂些中外关系史。今天我们走向世界，执行开放政策，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更适应国家需要和群众要求。”正是认识到这些重要性，他不遗余力地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呐喊疾呼，不惜来回奔波，大力宣传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对话后人】
弟弟口述：二哥每晚读书至深夜
朱杰勤同父异母的弟弟至今仍居住在杏坛龙潭古粉村，朱杰勤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每晚读书至深夜。
记者：朱杰勤生于1913年，而您生于1951年，你们俩的岁数相差38年。
朱先生：是的，他是我哥哥。我父亲先后娶了三位太太，朱杰勤是父亲第一位太太生的第二个儿子，而我是父亲最后一位太太生的最后一个儿子，所以我们岁数相差挺大的。父亲养育了五儿八女，朱杰勤排行第二，所以我们都叫他“二哥”。
记者：可否谈谈您二哥是一个怎样的人？
朱先生：他很少回顺德的，他给我最大的印象是喜欢读书，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到屎坑（厕所）都要揽着书本的”。我还不到10岁的时候，他已经在暨南大学居住了，他经常邀请我们到广州团聚，母亲基本每年都带上我去探望他。我记得他在暨南大学的宿舍挺大的，他的书房给我印象很深刻。很多书很多书，他有空的时候总在看书，一边看书一边品茶，有时候用一个小小的陶瓷茶杯，一小口茶入口，嘴里发出“嗒”的一声，然后又全神地看着书本的内容。有时会用一个很小的陶瓷茶壶，对着茶壶嘴一口茶喝下去，嘴里同样发出“嗒”的一声，然后又很全神地看书。我记得他每天晚上看书必到深夜，很专注。
记者：那他和您的关系是怎样的？
朱先生：那时我还很小，我们岁数相差很大，所以很少交流的。他每天晚上都要吃宵夜，吃的时候总喜欢叫醒我，要我一起吃。那时乡下物质匮乏，很少东西吃。虽然当时他用饼干和茶做宵夜，但在当时来看，这些都是美味佳肴。我们每次到广州，他都带我们到宾馆吃饭，菜肴很丰盛，我们在乡下是吃不上这么好的食物的。
记者：他说顺德话吗？
朱先生：他平时说话半咸淡，一半是广州话，一半是顺德话，和我们交谈就用顺德话。
记者：他的儿女现在在哪里发展？
朱先生：他一共育有四女二儿，全部留在广州发展。
记者：你们往来密切吗？
朱先生：平时都会通电话，有时也去广州探望他们。
【轶事】
英语翻译准而快
正所谓人如其名，朱杰勤的勤奋、博学。他不仅国学基础好，而且英语阅读能力很强。
一次在中大老师之间高手过招，要求英语翻译得准而快，结果是朱杰勤最快将文章翻译出来。由于记忆力很强，他的文字创作亦是神速，通常洋洋洒洒地写出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而且一字不改。1954年，国家要求开展亚洲史研究，朱杰勤在半年时间内就写出30万字的《亚洲各国史》，从古到今涉及14个邻国的历史，成为当时全国最快成书的同类教材，其影响亦最大。此外，朱杰勤的文学功底也很扎实，常常以诗词会友。
操顺德口音讲课
朱杰勤写文章虽眼明手快，但由于常常操着一口浓重的顺德口音，许多学生上课听不懂他的讲课。尽管如此，朱杰勤的热情仍使他深得学生的爱戴。每当课后，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帮助学生改正和补充笔记，有时还在本子上写上一两句鼓励的话语，还列出参考书目，教导学生如何运用材料以及思考方法。
与学生情谊深厚
朱杰勤还是一位“相马伯乐”。当时，以调干生身份考进中大的罗晃潮在图书馆工作，却被朱杰勤看重并着力培养，甚至还积极举荐他到日本考察。罗晃潮果然学有所成，其《日本华侨史》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而朱杰勤与学生的情谊，在疾风暴雨般的非常时期也毫无改变。他曾给被错划右派而下放劳动的学生以“你的挚友”为名附上寄语：“绝处坎坷仍有路，浮生非梦且从头”。他勉励学生坚强地生活下去，不要放弃自己所坚持的学术理想。他的学生阅后深受感动，百折不挠，最终也成为一位中外关系史专家。
出手慷慨支援建设
朱杰勤爱国，他的爱国不仅体现在治学上，而且还出手慷慨。陶铸曾在广州兴办氮肥厂，要求各所学校的教师捐献一个月工资来支持建厂。当时，教授每月工资为260元，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但对于要养育多个子女的朱杰勤而言，手头仍感紧张。然而，朱杰勤一下就捐了自己两个月的工资，并将《亚洲各国史》的大部分稿费都捐了出来，由此可见其仗义疏财的禀性。
文献参考：
1.《顺德县志》
2.《朱杰勤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纪宗安/孟宪军
3.《广州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