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至一九六四年，史學家陳寅恪避開史學，旁騖文學，用了「十年辛苦」工夫研究並撰寫《柳如是別傳》。他賞識且欽佩明末清初出身卑微而才華橫溢的奇女子柳如是，讚美她勇於反抗封建專制統治下的腐舊道德，竟敢以煙花才女身份同具有反清復明民族主義意識的文人學者們為伍，並和年邁學者錢謙益（牧齋）戀愛結婚。她還經常在詩文中抒發民族興亡之情和男女相扶互助之意。並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燃脂瞑寫」著書作文，發表自己熱愛生活、眷戀家國、復興民族傳統的真知灼見與不忍家破國亡的切身觸受之感覺意念。
因而，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模因」曹雪芹、脂硯齋等人在《紅樓夢》中將「真事隱去」的手法，倣效徐孝穆選編六朝艷歌，集成《玉台新詠》，專事「糜濫於《風人》」的做法，以示自己與「分封麟閣，散在鴻都」的「當今巧制」文章是何其涇渭分明。
在《別傳》第四章，陳寅恪明白地解釋道：「前言牧齋之賦有美詩，多取材於《玉台新詠》。其主因為孝穆之書，乃關於六朝以前女性文學之要籍，此理甚明，不待多述。」這裡講的「女性文學」，是借玩「古今閨閣詩文」，以發散胸中塊壘。尤其是風塵女子對清流名士所謂的「情詩、戀詞、艷歌、婉曲」等，其中不乏自訴孤獨、失意、哀怨、淒涼、無可奈何之作。傳統文人們往往在仕途失意之後，遁入風塵，避開政治權勢而自比「女性」陷入淫樂，並隱身於其間，消弭了一切政治、社會等理想的現實追求。並非實指去研究什麼「女性文學作品」。況且，陳寅恪原本不是女作家，只不過研究一下那些本來不屬於自己正經課題的「六朝以前女性文學之要籍」，聊以自娛，免得違心去做那種「當今巧制」之作。
陳寅恪提出的「女性文學」作為一種既不能資政或不願資政的隱喻，顯然具有閒玩、避時、遁世的心態。這當然由他的身世生平背景及其一貫的獨立治學、自由思想和性格操守所決定。其「取此女性文學」，實乃「遊戲之筆」，「破色取笑」以「承平豢養，無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興窈窕之衰思，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耳。」陳寅恪《論再生緣》一文卷首語「歲月猶余幾時存，欲將心思寄閒言」，才是他寫《柳如是別傳》的目的。他別有心事寄託，其友人章士釗作詩說他到中山大學後，雖有「百國寶書供拾掇」，但他卻「一腔心事付荒唐」。在「以小說詞曲譴日」的荒唐中，搞「遊戲實驗」，做荒唐的命題，弄荒唐的「女性文學之要籍」。
在不少與友人詩詞酬答中，他說的是玩笑話、無聊語，訴的是牢騷情，憤懣言。其實質是大知識分子自我隱身的明哲處事心態。
他一点也沒有把「女性文學」視為一个真正的學術命題或文學命題。這正是他將「女性文學」作為「學術隱喻」的一種心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