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在当时堪称是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了解刘节其人，阅读《刘节日记》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在他的日记里存有大量阅读《通鉴纪事本末》过程中，对五代十国政治史产生的零散感想，还有对《左传》中事件年代、《汉书》中所记天文、地理和食货的考证。除此之外，又有大量阅读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书籍随感札记。在日记中，他直言自己耿直的性格，如“余好说真话，心之所然，则以为然，心之所非，则以为非”，“对人直说，往往见恶于人”。其附录《我之信条三则》中他更是写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
谈及历史学家刘节，自然就无法绕开其师陈寅恪。自其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便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刘节之父刘景晨是知名学者，曾和浙籍议员坚决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刘节一生刚正不阿，颇有其父之风，“文革”时红卫兵意欲批斗陈寅恪，刘节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代替，并以之为无上光荣。作为中大文科教师中的头号“白旗”，刘节在“文革”期间一共遭受60多场批判，他的自我评价是“爱好是非，甚于功利”，在应调于中华书局校点《旧唐书》时，因不满政治式的校点拂袖而去一事中更是可见一斑。
有人提到，如果说蒋天枢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刘节可谓是陈寅恪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坚守者。他既是师道尊严的捍卫者，也是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者。1939年，刘节在是年日记的序言中说：“凡是力量充实的总是始终一贯的，中途变节就是灭亡的象征。”70多年前的声音，穿破时空而来。刘节一生坚持学术独立，捍卫学术尊严，不为任何时代潮流所动。他的治学与为人一以贯之，宁可被孤立，也不作违心之语，不写奉上之词，在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失声的情境下，他的作为显然独树一帜。
尊师重教：长侍陈寅恪替师挨批斗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刘节为清华研究院第二届学生，其入学成绩为第二，第一名是河南学生谢国桢，他们同届的还有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等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录上，有王力、吴其昌等人。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王力写道：“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王力状其性情、态度，吴其昌则写其学养：“君名节字子植，我浙江之永嘉人。永嘉自北宋周许刘鲍九贤传河南程氏之学逾一千载，至于孙仲容先生，学问彬彬称盛，君为能传其学者。”
1927年6月，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1929年刘节等学生请陈寅恪撰文纪念，这就是著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文》。陈寅恪在此文中写道：“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陈寅恪此文表达的精神在刘节思想深处打下深深烙印，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和做人。
如今在中山大学校园中，关于刘节尊敬老师陈寅恪及代陈挨斗的故事仍广为流传，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也广为人知。研究院毕业后，刘节大部分时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工作，与寅师同在北平，经常当面聆听老师教诲。8年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又复3年内战，陈、刘师徒又南北分散，天各一方。至1949年陈寅恪南下广州岭南大学时，刘节已在中山大学任教授3年并兼任历史系主任。1952年院校大调整，岭大被并入中大，两人形成了师生兼同系同事的新关系。老师的到来给刘节以莫大的心灵慰藉，他时常从广州东郊石牌的中山大学往位于广州河南的岭南大学探望已目不能视的陈寅恪，继续向其问学请益。
陈寅恪致函刘节称“子植兄”，但刘节对陈寅恪行弟子礼却一点也不含糊。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陪伴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于是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专心治学：疾病缠身仍不忘研究
1939年刘节由香港经越南转到昆明，再至成都、重庆、贵阳，又到广西宜山的浙大任教。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他读书思考少有松懈，并不因清寒而辍，在他的日记里存有大量阅读《通鉴纪事本末》过程中、对五代十国政治史产生的零散感想，还有对《左传》中事件年代、《汉书》中所记天文、地理和食货的考证。除此之外，又有大量阅读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书籍随感札记。刘节在读书的过程中，勤于总结，随读随录，提出了许多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有些问题在今天已经解决，但有些仍然未有定论，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仍旧不无参考价值。
在《刘节日记》的前半部分，体现更多的是一个单纯的文人学者的形象。当时国家处于抗战的生死存亡之境，刘节虽有切肤之痛，却不温不火，教书育人、读书治学、吟诗赋词应答如常。但此时的刘节并非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从其日记中可见他订阅《大公报》的记录，个别篇幅中又多有讥讽汪精卫伪政权的话语，对历史上如石敬瑭之流卖国媚外也大加讽刺，他坚信抗战胜利，“中国终将走上英美法集团里去”，对当时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亦有自己独特的批判性评价。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正因为这种求真和自信，1958年3月陈伯达作《厚古薄今，边干边学》报告，在全国掀起批判厚古薄今，刘节却在批判会上发言：“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历史的精义也是求真，人类历史之‘真’，并无古今截然对立之分，同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
读刘节上世纪60年代的日记，不难发现他在困厄之境地，每日所写无非是饮食起居的流水账，如菜园拔草、搬运竹片、打扫卫生等。面对那场浩劫，他深知读书做学问是一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即使在疾病缠身的生命晚境。刘节学生、史学家陈其泰先生在《〈刘节日记〉序》中写道：“在1971年，当已发现大便带血、脑血管痉挛、左半身偏瘫等疾病，血压高达230/130，需每日治疗之时，却先后读书达数十种，其中仅《宋元学案》即多达一百卷，日记中实实在在记载，逐卷阅读；尤其是1971年11月23日至1973年3月1日，以一年又三个多月的时间，读完《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还做了校、注、批的工作，先生具有的毅力，是多么令人惊叹！”
不改初衷：赴京治古史受批判去职
上世纪50年代，举国开展对胡适的批判。过去与胡适有过往来、接触的学者，忙于检讨、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刘节却公开说：“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是三反五反、拔白旗、反右，政治运动逐渐炽热，刘节作为一个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历史学家，虽置身于那个时代，却不趋时，作清醒之语。及至“文革”，刘节再也无法保持“清凉自在身”，外在环境的严酷，却激发了他的意志和信念。上世纪60年代初期，刘节先后发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孔子的“唯仁论”》、《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等文章，引发全国性的批判，批判其“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但这位倔强的学者，从不作违心的检查，人们亦无可奈何。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的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他不仅在自己的“地头”——中山大学广受批判，1963年，中华书局从全国抽调专家赴京从事《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刘节也参与校点《旧唐书》，后因他个人对时事的态度，在书局受到批判并因此去职。罗继祖先生在《涉世琐记》里谈及：“刘教授因主张当时不应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应侧重生产的论点而受严重批判去职……”（《蜉寄留痕》）他认为“刘教授清华研究院毕业后治古史，著《古史考存》。平日持论有与当世抵牾处，在中华受批判，校《唐书》不终事而谢去。今日看来，其持论未必误。”（《学林往事》下册）
曾任罗助手的王同策在其撰写的《翠微校史的日子里罗继祖谈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提到：“刘节来中华书局是负责点校《旧唐书》的。他的被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一生推崇孔子，崇拜儒学，对当时宣传得越来越强烈的‘阶级斗争’有看法。他说：‘经过了这么多次运动，哪里还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所以，现在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了，把政治空气搞得那么紧张，人们谁受得了？应该强调生产斗争，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因为这些话，他在公开场合经常说，锋芒太露。1965年，刘节的言行也更加不能为当时的世风所容，书局遂以其点校稿存在问题为由，让他第一个离开中华书局回到广州。”
宽容民主：教导儿子“感情专一”
刘节全家福（摄于1957年儿童节）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时，刘节已因“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受到指摘，在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中，刘节就受到正式的批判了。当时中大历史系专门开辟大字报栏批判“四大教授”，刘节的罪名有众多：旧立场不变，将新、旧社会同等看待；对党的看法错误，认为党仍是用打天下的方法，而不是用治天下的方法；反对思想改造，认为改造应当用静的方法，不应当用动的方法；反对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则借口不认识其人而绝口不谈（《刘节学术年表》）。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回忆刘老师的教诲》）这既可见刘节其眼光，也可见其胸襟。以此例彼，刘节对其他同事或学生的批判，自然也能坦然视之。
在家庭生活中，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也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儿子刘显曾回忆，他虽然出生于1937年，但真正与父亲一起生活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他从四川回到温州接我们母子到广州生活以后，一直到1962年春我离开广州到北京工作。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是“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母亲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是对儿子是亦子亦友、对我母亲是亦妻亦友的。”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刘节从来不直接教子女如何如何，而是在为人方面严格要求他们。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 学人小传
刘节（1901－1977），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192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音韵学上，刘得益于赵不浅，提及为好）和陈寅恪。1928年自国学研究院毕业后，执教于南开中学并兼任南开大学讲师。1930年秋，转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31年秋回北平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兼金石部主任，1935年秋，转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平赴沪，任上海大学教授。1938年冬只身自上海辗转香港、越南、昆明、贵州等地至重庆。1939年春任中央大学中英庚款派驻研究员，是年秋到贵州任战时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40年春夏任成都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44年秋转重庆中央大学任史学系教授，时生活极其艰苦而矢志不移。1946年夏返乡携眷，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50年代初任历史系主任和古物馆主任，1977年辞世。
刘节著述颇丰，在中国上古史、古文字学、史学史方面均有颇高的建树。1989年上海书店影印的大部头《民国丛书》，新中国成立前刘节出版的《历史论》和《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被收录其中。刘节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所迷惑，他通过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史考存》一书，为其主要考证文章之结集。新中国成立后，刘节先生重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曾宪礼、章文钦谈历史学家刘节 他是独立自由精神的典范
■ 核心提示
刘节在学术上的成就，得益于王国维、梁启超，而于陈寅恪，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文人气节上，深受他的影响。作为一个学者，刘节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曲学阿世，终生不移。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上世纪60年代初，刘节依然旗帜鲜明地发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引来学术界的批判。1963年，全国开始批判其“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但这位倔强的学者，从不作违心的检查，人们亦无可奈何。可是在“文革”期间，却受尽屈辱，遭受60多场的批判，他仍坦然处之，却说“每回批判，我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就背完了”。刘节在文革期间有《我之信条三则》之作，表达其根本的人生观：“我相信为学同做人当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发生动摇。”
关于刘节先生的治学与为人，近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宪礼、章文钦，刘节先生长子、《刘节日记》的整理者刘显曾以及二子刘颂曾、外甥洪光华、澳门理工学院教授谭世宝均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作为《刘节文集》的编者，曾宪礼对刘节相关史学研究以及古史研究的文章进行了梳理，自身也深受启发，他特意将《自我批判与答辩》和《我的信条三则》两篇收入其中，“是让人们了解刘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和他的态度，进而能客观评判他的学术研究状况。
谈学术成就：主要在先秦古史、历史哲学、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南方日报：现在很多人是从《陈寅恪先生最后二十年》这本书开始了解刘节先生的，也仅限于从他作为学人的气节的问题上，而对刘节先生的学术了解得非常少，您认为该如何评价他的史学成就？
曾宪礼：刘先生的治学范围不限于史学，但是以史学为主。他的史学成就概括地说，主要在先秦古史、历史哲学、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这几方面。刘先生治学自哲学始，入读清华国学研究院后，他初受“古史辩”派思想的影响，但最终受益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他此期间所作的《〈洪范〉疏证》就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之起源问题的研究，而其研究方法则深受王国维先生的影响。1927年到1937年他入读清华研究院，这一时期他的文章基本上集中在训诂学、古音韵学、考古学，特别是金石考古这些领域。尤其是1931年他任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后，所写的文章大多都是有关金石学、考古研究的。他参与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当时71个撰稿者之一，他承担了撰写金石文字这部分提要的任务。可见在上世纪30年代中，他在古文字学、金石学、考古学和古器物学方面的研究造诣已经为时人所认可了。
1937年他到了重庆以后，古史考证方面的研究虽仍在继续，但已明显转向运用自己已有的研究进行古史体系的建构。他完成于1943年、出版于1948年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就是在先秦古史研究中建立新的古史体系的成果。
南方日报：你刚才提到刘先生治学是从哲学开始的，又提到历史哲学是他的史学成就之一，应该如何看待刘节先生治史过程的哲学和史学的关系？
曾宪礼：刘先生研究甲骨金文，运用训诂学、古音韵学、考古学，特别是金石考古的方法考订古籍，一是要拓展史料范围，二是力求史料的真实可靠。而取得史料以后，如何理解、分析这些史料所呈现的历史，然后科学地运用这些史料去叙述历史，刘先生认为这要有历史哲学的指导。刘先生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用到“历史哲学”这一概念，其意义大体是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历史和史学。在《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的“绪论”中，刘先生就谈到古史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正是他这本书的写作和他的先秦古史研究所履行的自己的历史哲学。不过，刘先生在历史哲学研究方面更重要的成果，是他写于1940至1944年、出版于1947年的《历史论》一书。尤其其中的“历史论”和“历史上的两种法则”两篇文章，是他独具个性的历史观和系统的史学理论的集中体现。
南方日报：刘节先生的史学史研究特别重视中国的史官和史官制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曾宪礼：从秦到清的每个朝代，他都有“史官和史官制度”这一篇。刘节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稿》的叙论里谈到，中国古代的史学发展和史官制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了解。
用现在的话说，史官是被纳入体制之内，而且担负着国家对人们思想的一种引导，史官很少能够超出国家的意志，所以文学可以有很多的思想流派，史学在这方面就很单一。我认为，刘节先生对每个朝代的史官、史官制度及其变化作讨论，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如果不是解放后那样的政治环境，他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应该有更高的成就。刘节先生当时提出“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他当时对清官的评价到现在还是站得住脚，文革的时候说“清官更具有欺骗性”，“贪官加速封建社会的灭亡，清官延缓封建社会的灭亡”，把清官和贪官混为一谈，好像清官比贪官更糟糕。刘节先生是敢讲出来的，当时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认同“贪官比清官好”这种看法，但一是不敢讲，二是讲出来没有刘节先生讲得彻底。
谈史学观念：他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修身信念
南方日报：刘节曾因为坚持当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历史科学研究”而遭到全国性的批判。您如何看待刘节这种超阶级的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历史观？当时全国的历史研究氛围如何？
曾宪礼：解放后，研究经济史的就去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古代史的研究农民起义最吃香，刘节先生的研究已经不符合当时社会对史学研究的需要，他的治学范围和方法都跟解放后热门的研究领域不一致。对历史的解释可以有很多种理论的选择，阶级斗争是选择的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选择的一种，不应该单一用哪一种。“文革”以后，人们猛然发现外面有很多种思想，反而对历史唯物主义逐渐疏离了，刘节先生的这种理论选择，完全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政治干预的一种疏离，当然也跟他的史学研究思想有一定联系，他之前的研究是从图腾、氏族、宗族到父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他是沿着人类本身的生活和社会组织这条线来进行的。刘先生的《人性论》收文10篇，加上《历史论》中题材相同的2篇文章，一共12篇，都是关注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人性问题、人的心理问题的文章。刘节先生这方面的研究跟现代的“新儒家”思想是一样的，他提出这一点，在当时和现在都不为过，只不过是苦了他自己。
南方日报：刘节先生对于儒学的喜爱和推崇是否也为其史学观打下了某种基础？
曾宪礼：因为受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的影响，更受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表现出特别的尊崇。越到晚年，他越是认定儒家思想；越是批孔子，他越是需要去了解他。相比作为对立面和批判对象的孔子，新时代的人反而离刘先生心目中的“完人”的状态更远了，所以他要把孔子的思想和言行作为一种武器，来审视现代人所做的一切。同时，越到老年，他越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修身的信念。
南方日报：刘节先生的治学方法和为人之道是否也有着某种共同之处？
曾宪礼：他除了对客观历史的一种揭示，还有对自己人格道德的完善。所以他很信奉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学者对学问的追求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所以随着年龄增长，他这种做学问的信念越来越坚定。正如他在《我之信条三则》中谈到，环境对我压迫越厉害，我越要坚持，而且要和你对抗到底。
刘节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爱好是非，甚于功利”，对于是非问题，他一定要跟别人争到底，至于争了以后会有什么结果，他完全不顾。如果是年轻人，他可能会去做，但那是像他那样年纪的人，他应该看透了当时的形势，以及自己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他是很明白的，但他就是忍不住。为曹操翻案问题、古代社会分期问题、清官问题、以史代论问题……他都参与讨论，因为他忍不住，他无法容忍在学术上是完全荒谬的东西，所以用当时的话讲，他“跳出来”。
谈学术品质：“他是继承发扬陈寅恪精神的典范”
南方日报：您认为刘节先生从陈寅恪那里受到了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在这点上刘节先生又是如何以自己的行动去践行它的？
章文钦：蔡鸿生先生在《仰望陈寅恪铜像》一文写道，陈寅恪精神的核心，通俗地说就是“二要一不要”：要独立自由，要脱俗求真，不要曲学阿世。刘节先生是体现陈寅恪精神的一个典范。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他的岳父钱稻孙任伪北大校长，刘节先生以此为耻，辞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卖文为生。
另一个例子就是为陈寅恪先生“挨斗”，陈家三小姐陈美延教授回忆说，办会的人前一天来到陈家，要陈寅恪先生第二天到现场去接受批斗，当时老人家是病目膑足，卧病在床。如果真的要去现场，就是推着一个躺着的老人去接受批斗。当时有两姐妹在家，姐妹二人商量好一人留在家里照顾母亲，一人和护士一起陪陈寅恪先生去现场批斗。但是到了晚上，办会的人过来跟陈家说不用去了，听广播接受批斗。暨南大学袁钟仁教授回忆说，刘节先生一听到说要批斗陈寅恪，他就跑去找办会的人说，陈寅恪先生“又老又盲，你们不怕把他斗死？”并表示他可以代陈寅恪先生接受批斗，所以才没有让陈寅恪先生到现场接受批斗。第二天，陈家二小姐陈小彭去了现场，在那里接受批斗的就是冯乃超和刘节先生。
我理解，刘节先生这个做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师道尊严”的体现，当这种“师道尊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野蛮践踏的时候，他还出来维护，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典范。
曾宪礼：他已经不能按照他原来的治史方向进行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都不会去屈从当时的学术倾向，不跟风，反而唱对台戏。1959年，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很多人跟着跑，但他持不同看法，尤其是姚文元“清官”的问题，那已经到了文革前夕，他依然要反对，即使他再怎么书生气，他也看得出来，那种情况下，说这样的话是非挨整不可的，但他还是说了，完全是一种道德的义愤。
南方日报：中山大学历史系四大名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他们身上共同的品质是什么？刘节先生也因其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出的人格品质而受到后世尊敬，在您看来，从刘节先生的身上最值得现今的历史研究者以及学术界学习的品质是什么？
章文钦：我认为老一辈的学人身上的共同品质就在于学问和人品并重，把学术作为一个终生理想去追求，孜孜不倦，同时在人格精神上不断完善。人品、学问、风骨三者成为一个整体，这是老一辈学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时代变了，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需要有人来坚持。
曾宪礼：这些人在做学问的时候有一种书生气，为人又有一种士大夫之气。他们看似远离社会，但通过读书他们吸取了很多世事，他们的政治目光是非常敏锐的，对于时势他们一目了然，只不过他们不肯放低自己的道德理想去迁就外界。
南方日报：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您认为学术和当下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曾宪礼：学术有学术的责任，它不能完全依从于政治，也不可能和政治完全脱离，学术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和发展特征。正如刘节先生针对人们说“历史研究尤其是古史研究根本没用”做的回应，历史对人类精神起指导作用，它跟日用民生非常密切，但并不是说社会上有什么政治需求，立时就要跟着走，那不成了文革？任何学术都有它自己的独立性。
有时候你会觉得某种研究离社会民生非常远，但是等到用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它真正的价值。一种学问，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它的价值的时候，有人去研究，当时可能没人认可，但是坚持下去最终会被认可。
章文钦：胡守为老师说：“没有独立自由，就不可能有发明创造。”只有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在学术上才可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有文化积累的价值，为世界留下可以传世的东西，从陈寅恪先生到刘节先生，他们的学术成果里面就有这样一种东西。
□ 逸闻趣事
挨批斗时默背唐诗
回忆起父亲刘节，刘显曾感觉“他对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很平易近人。真的一点架子都没有，也能够包容”。关于治学，父亲留给我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本之学”，他说“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这样的学问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刘显曾说：在整理日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学生说的“研究学问之道，最要者是有一种抱负，对学问应有一种感情——此感情与我之生命发生密切联系。孔子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此所谓是，即我所指之一种感情。太史公自序中所论‘其在斯乎’之斯，亦即此感情也。换而言之，即对学问有一种信仰是也。”研究学问成了他生活的第一需要，为人的主要责任。这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我认为这也应成为我的为人准则。
政治运动中的刘节先生受到大大小小的各类批斗，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里，曾有一位亲戚问他，“破四旧”把经典书籍都烧了，怎么办？他说“烧不完的”，意思就是中国的文化自有其生命力，是消灭不了的。刘节站在那儿挨批斗时就默背唐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就如同他在《我的信条三则》中说的“我现在客观的生活很令人烦闷……”“而心中则无一毫痛苦”。
病中还对孙子开玩笑
刘节于1973年得病后采用保守疗法，除了放射治疗，同时喝中药。一切全由夫人钱澄女士和二子颂曾侍候照料。养病期间，他仍坚持工作把整部《资治通鉴》作了批注。1977年7月，刘显曾一家回来探亲，当时刘节已经病得很重，因为喉头切开后，就不能说话了，他写了个条子对孙子开玩笑说：“上次你来时，我能说话，你不能说话；这次你来，你能说话，我不能说话。”
新婚回乡房顶唱昆曲
在洪光华的印象中，大舅父刘节总是慈祥又热情。“那时他们住东北区29号，那时我小，印象最深的是舅舅家那张硕大的书桌，好大好大”。据他回忆，刘节喜欢看昆剧、京剧。“听我妈妈说，大舅昆曲唱得不错，1936年新婚回乡谒祖母陈太夫人宴请亲友时他喝多了，一高兴爬上房顶唱昆曲。那一年我外祖父在上海国信银行供职，我想，要是威严的外公在温州，看到儿子的醉样，不知会如何？”
解放后开始写“微博”
刘节先生在《刘节日记》开篇便说“改良更新的第一天”，在儿子刘显曾看来，这可能他是每年对自己提出一些要求和计划，然后一年过后再总结。
从目前整理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早期的日记，刘节会把每天读书、研究、思考以及当天重要的交往、书信来往记录下来。他的日记，是经过自己誊抄的，所以早期的日记有很多有关学术的文字，都有清晰的思维脉络。到解放后，所谓“众所周知的原因”，字数越来越少。有网友说写微博是从刘节那时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