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辞世，英国乃至欧美的政治人物，尽管都会礼貌性地表达哀悼，但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却有着泾渭分明的两种立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她的身后名就如同她的个性一样让人爱憎分明。唯一大家都能同意的，是她改变了她所处的国家和时代，而我们都不得不在她的护荫下或阴影中继续前行。
有趣的是，反观华文媒体，颇多一面倒地赞颂和讴歌撒切尔夫人。赞扬撒切尔夫人的论调，多基于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作出，指她愿意向中国让步，推动了香港的顺利回归云云。评价其一生功过，不能仅凭对方与自己国家打交道的身段，更重要的是抓住撒切尔夫人时代英国的核心主题：对抗与剧变。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于1984年，但对于撒切尔夫人而言，这一年最大的挑战是爱尔兰共和军（简称IRA）。该年10月，保守党在布莱顿开全党大会，所住酒店被IRA炸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撒切尔夫人自己也差点死在废墟中。袭击发生后，撒切尔夫人不失时机发表了一番恰如其分地演绎其“铁娘子”本色的演说：“这个袭击失败了，所有意图摧毁民主的恐怖主义行径都会失败”。回顾这段岁月，历史学者们都同意，正是撒切尔夫人采取了对抗性的姿态和政策，把很多本来相对温和或对和谈有期望的爱尔兰青年逼到IRA的队伍中，结果是武装冲突持续得更久，无辜伤亡来得更多。三十年后的今天，保守党首相卡梅伦连苏格兰独立公投都有胸怀容得下，可以允许一切争议交由文明的方式解决，还因此赢得世界的尊重。三十年前英伦三岛上的那些死伤枕借，如今想来又是所为何由？
除了北爱问题和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之战，撒切尔夫人也是个典型的疑欧派，坚拒英国加入欧元区，甚至希望退出欧盟。从这些立场上可见，撒切尔夫人与当年不肯放手殖民地的丘吉尔一样，都是个国族主义者。在她眼中，大英帝国的国运兴衰比阶层和谐、社会公平来得重要。她要英国洗刷“西欧病夫”的恶名，一心重振国威，所以首要任务就是重振英国经济。但横亘在她面前的，却是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一手奠定的福利国家框架——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追求的是社会公平而并非帝国荣耀，无法为她的政治抱负提供长袖善舞的平台。所以撒切尔夫人决心推倒重来：私有化公共事业、废撤福利政策、打残碍手碍脚的工会，把英国拉回她认为正确的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明白当时英国的时代背景和她的个人抱负，才能很好地解释她所做的一切：让1945年开始的英国政治经历一次范式转移，来一场腥风暴雨式的剧变。
她正是这样的“爱憎分明”、“敢说敢做”的一个人，如果阁下属于被她保护甚至推崇的群体或阶层，恐怕无法不赞颂甚至“迷恋”她，但如果你是被她瞧不起甚至要用尽各种政策措施逼到墙角的那一群，你无论如何不会原谅她的所作所为。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一起奠定了结束冷战的根基，这是一个不能否定的历史功绩，也是一些中东欧国家民众怀念她的原因。然而，站在英国劳工阶层的角度，撒切尔夫人却是他们恨之入骨的死对头。英国电影《舞出我天地（Billy Elliot）》相当全面地把撒切尔夫人对付煤炭工人的那个时代刻画了出来。1984年，英国政府正计划全面关闭矿场，英国煤炭工人发动大罢工，意图通过中断燃煤供电来逼迫保守党政府让步。撒切尔夫人为了借机打垮工会，早在罢工酝酿前便从外国进口大量煤炭，使得英国在罢工期间仍能维持电力供应，罢工于是变成了煤炭业工人停工停业的自残行为。《舞出我天地》中的父亲便因此不得不在冬天劈烂钢琴以烧木取暖，为了让儿子能学芭蕾舞还不得不屈辱地背叛工友，回到矿场复工。长达一年的罢工虽以工人失败告终，却导致英格兰中北部对保守党怨声载道，过去三十年工党在这里的席位稳如泰山，保守党连针都插不进去。
对此全然不顾的撒切尔夫人当然是位“性格巨星”，但也正是因为过度相信魅力领袖能带领民意而不是跟随民意因势利导，撒切尔夫人在欧盟与人头税等问题上的刚愎自用最终让自己尝到苦果。1990年11月28日，在前国防大臣夏逊廷（Michael Heseltine）的挑战下，曾经从恩师希斯（Ted Heath）手中夺下党魁一职的她，含泪把唐宁街10号交给了极其平庸的梅杰（John Major），回到国会后座（back-bench）黯然坐下。
当然，撒切尔夫人在历史上已经留下了足够深的脚印。英国人至今仍回味着马岛登陆战的碧血长天和米字旗重新升起时的迎风飘扬，但也在观看《舞出我天地》时无比共鸣，凄然落泪。后者现在更被改编为音乐剧，在伦敦的李斯特广场天天上演，继续诉说着那个和平年代却让劳工家庭血泪交缠的一页。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撒切尔夫人的身影。
回到华文媒体最喜欢讨论的香港回归问题上，一个很多人不解的问题是，何以她对在经济和战略上都毫无价值的马岛如此执着，但对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却这般放得开？
撒切尔夫人辞世后，澳大利亚外长卡尔（Bob Carr）在接受BBC访问时忆述与撒切尔夫人交往，提及这样一件事：当双方谈论移民政策时，撒切尔夫人提醒卡尔要警惕亚裔移民的大量涌入，若不及早限制，“澳洲的原住民及欧裔移民将被这些亚裔所取代”。对于撒切尔夫人这些甚有“种族主义”（racist）意味的话，卡尔表示十分惊讶，因为其妻正是亚裔，尤幸“她当时并不在身旁”。
撒切尔夫人在处理“鸡肋”马岛和“金鸡”香港上作出迥然不同的取态，除了对手强弱不同外，种族因素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肯定人言人殊。无论如何解读，撒切尔夫人与这些赞颂她的论者肯定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觉得自己的国家非常特别，自己的种族格外优秀。这种思维，起码在欧洲，已经与撒切尔夫人一起长埋黄土矣。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