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与财新传媒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岭南论坛”在广州举行。论坛主题为“中国经济：新时期、新动力”，来自政商学界的诸多领袖人物齐聚广州，探寻新一轮改革下，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有质量的增长、有效益的转型。
精彩观点
目前企业出现两种“另类转型”，一种是企业家移民；另一种是企业家放弃实业，转向投资。这两种不健康的“转型”都需要政府反省。
——许小年
工业经济时代重要的是资本和人力，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是知识，而创新经济时代，市场需要的是顾客的体验。
——刘克振
铁路改革是否会成功的标志就是看外部的投资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进入。
——刘世锦
谈改革
“十八大”及今年“两会”后，中国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待非常强烈，新一轮改革应该在策略上做怎样的安排？如何回应民生诸求，解决各种难题？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创新才是最大的红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提出，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创新才是最大的红利。他认为，如果让既得利益者承担改革的巨大成本，改革很难推进。而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相对容易。例如国有银行体制改革，让大型的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失败的机会高于成功的机会，因为银行没有改革动机。而如果让民间的金融机构成长起来给中小企业贷款，这样做更容易实现。
他还指出，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继续摒弃GDP主义。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占世界29%，而西欧七个国家的GDP总量还不到世界的7%。这么大GDP总量的大国，被小GDP国家打败，这是我们要反思的。
现在都在谈202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但如果普通百姓一年的工资只能买一平方米住房，2020年仍有毒奶粉，空气仍不好，中国梦仍是不能实现的。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铁路改革关键在于外部资金能否进入
谈到具体的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近年来虽然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增长潜力还很大。比如高铁、地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等基础行业都有比较大的潜力，这些领域目前竞争不足，效率不高，投资风险大。必须放开准入，以引入外部投资者、扩大竞争为突破口，深化改革。
他以原铁道部举例，国务院虽然对铁道部进行了政企分拆，铁路总公司将承担原铁道部的负债，但这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刘世锦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改变行政垄断的局面，找到铁路网络的统一规划调度与投资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有效结合，形成外部资金可以进入，企业治理结构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机制，这才是改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刘世锦称，铁路改革是否会成功的标志就是看外部的投资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进入，也有一些投资者参与了一些项目，但进去后又退出来了，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这个指标。石油、电信、天然气也需要改革，解决相应的问题。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希望看到更多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在演讲时呼吁政府尽快出台改革顶层设计方案，认为口头改革的局面会严重透支政府改革公信力。
她认为改革要有长短打。因为深水区的改革非常复杂，利益盘根错节，因此改革需要充分的准备，要做顶层的设计。对重要的改革，形成一揽子的改革配套。而对于确定方向建立共识的基本改革，则需要鼓励基层创新，以点带面，尽快确定改革的方针，激发改革动力。
说到改革实施，她特别提到最近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通知》，方案中有具体的时间表，一直到2017年哪个部门做哪些事情都有改革的部署。她认为里面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地方，比如直接让行业协会和政府机关在今年内脱钩，使行业协会变成自律性的组织，年底前，主要的社会组织实现民政部登记，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措施。明年夏天实现不动产的联网，实际上是为下一步的阳光法案创造基础的条件。她说，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谈质量
高速发展了多年的中国经济，如何把增速慢下来，实现有质量的稳定增长与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陈云贤（广东省副省长）：金融改革要打好粤港合作牌
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提出，在广东珠三角的金融改革创新过程中，要真正打好国际金融和粤港合作的这张牌。
他说，人民币国际化，在海外的现金流已经超过了1万亿元，其中70%在香港，香港作为离岸是否可以回到在岸投资、在岸贷款、在岸理财，或者说粤港之间的人民币离岸到在岸是否可以有资金拆借的市场；我们是否可以思考建立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在岸结算中心，有效地解决大量人民币离岸的资源，促进当前转型升级项目投资加快发展。
唐杰（深圳市副市长）：持续升级城市才能发展
深圳市副市长唐杰认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他以深圳为例分析，因为工资上升造成生产力上升更快，单位产出的劳动力的成本是下降的，竞争力反而在增加。
他认为，城市是可以升级的，只有持续不断地升级，这个城市才可以发展，实现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去年一季度，深圳经济增长只有5.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底经济增长10.2%。一年就实现了平缓快速的产业升级，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出现了一批创业的群体；第二，出现了一批高速成长的企业；第三，高速成长的企业进入了相对稳定期；第四，产业的扩张过程出现了产业之间的裂变；第五，深圳已经不再山寨了，走向科学发展前沿。
许成钢（香港大学讲座教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客座教授）：不能用政府代替市场
香港大学讲座教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客座教授许成钢认为，如今中国碰到大量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而是中国的体制问题带来的。他以城镇化为例，城镇化的问题就是过去十年用行政代替市场，由此造成了房地产市场出现一系列问题，也影响了经济发展。
许成钢称，在房地产的调控中，某些政策也是用行政代替市场。楼市越调控越涨价，这就是政策失灵导致市场失灵的例子。而且，地方政府有意识地限制土地供给，会导致土地增值，提高寻租和腐败的价值，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投机的情况。
谈转型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迫在眉睫。“有效益的转型”是摆在政府与企业面前的重要命题。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打开新局，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有效益的转型需要“傻”政府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实现经济转型需要“傻”一点的政府。政府要减少或取消对市场的任意干预，为企业转型营造良好的环境。
首先是加强产权保护，让企业家能够安心经营，要用法律的形式做出可信的承诺。许小年十分肯定中国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他也指出，中国的企业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粤商、闽商、浙商、苏商、徽商……其丰富性世界罕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只要我们放手让企业家创造，他们可以适应市场上任何严峻的挑战。另外，目前企业出现两种“另类转型”值得警惕，一种是企业家移民；另一种是企业家放弃实业，转向投资。这两种不健康的“转型”需要政府反省。
刘克振（研华科技董事长暨执行长）：创新经济时代要重顾客体验
作为民营企业家代表的研华科技董事长暨执行长刘克振认为，对于企业转型，首先要转变思维，从过去偏利益、偏赚钱的思维转到利他思维。国外很多卓越的企业都是把经营的思维转移到利他思维，如谷歌、苹果电脑，它们目前是美国科技产业中最赚钱的企业。
另外，他强调我们已经从工业经济时代，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而现在已经是创新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重要的是资本和人力，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是知识，而创新经济时代，市场需要的是顾客的体验。由创新引领体验的价值，是未来经济成长的硬道理。
创新来源于跨领域合作，如科技公司、电脑公司和医疗、零售、新能源等领域合作，进行跨领域整合后的价值就是创新价值。
王峤奇（台湾工商时报社长）：与“人”方便就是服务业的创新
台湾工商时报社长王峤奇介绍了台湾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经历了靠“拼”（带着勇气打开市场）、靠“精”（严格控制成本）到现在的靠做“人”的生意（发展服务业）的历程。当前台湾服务业约占七成产值。做“人”的生意需要不断创新，不断贴近人的需要。他以便利店为例，从卖三餐、卖报纸到提款甚至刷卡缴费，都可以在便利店进行，这种便利性本身就是服务业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