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高行政效率，并不是简单的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问题，还需要一个政治层面的改革与之相配合，也就是党委系统需要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点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根据方案：铁道部撤销并入交通运输部；卫生部与计生委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合并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重组国家海洋局；电监会并入国家能源局。
这次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个，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为25个。
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大部制改革只是一个小手术，与之前外界预期有所差距，但也是可以理解的。接下来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作用、向社会让权，政府一方面要削权、限权，另一方面要花大精力做好监管。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有赖于政府从当前以GDP挂帅的发展主义路子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
同时，为避免“越改革越膨胀，越精简人越多”的怪圈，大部制改革离不开人大的介入，对政府编制和公共预算的控制。此外，要提高行政效率，还需政治层面的改革与之相配合，亦即作为真正决策部门的党委系统需要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在这一点上，广东顺德党政联动的大部制改革经验值得借鉴。
一个保守和渐进的改革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已进行过六轮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是中国政府自199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重组。由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自主持大局，以改革见长的新任副总理汪洋负责具体实施。
但相较于此前广泛流传的版本，“大能源”、“大文化”、“大金融”、“大体改委”等均未被列入，公布的名单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保守与渐进的方案。
就此，中编办副主任王峰3月11日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回应称，这次机构改革是“稳中求进，突出重点”，大部制改革要一步步推进，看不准的要放一放。
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教授表示，主体来说，此次大部制改革只能算是一个小手术，和之前外界预期不相吻合，从出台的方案看，主要着眼于铁道部改革、组建新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等。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次人代会的重心不是政府机构改革，而主要是人事换届，实现国家权力系统的更迭。在这样比较特殊的关头，如果改革动作太大，遭遇的阻力会很大，矛盾会很多。同时，习李接掌权力的时间很短，新领导班子上台之后，真正形成其新政思路还需时日，一般来说，有可能要等到下半年三中全会后，新政思路才会真正清晰明了，在这基础上再对政府机构改革进行更大的动作，条件可能更为成熟一些。
由于此次改革中，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不但没有减权反而有所扩权，也遭致不少批评之声。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发改委一些司局级单位，权力堪比部委。不改革发改委，大部制改革的意义就不大。中国改革的核心是政府功能和权力的分配。“政府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改革发改委。”
王峰则在肯定发改委作用的同时，承认其存在权力过度集中，审批事项过多等问题，并认为发改委职能转变任务比一般部门要重。
“发改委确实应该首先进行改革。我曾经对其他媒体说过一句玩笑话——发改委应该叫做‘发展和被改革委员会’。”肖滨对本刊记者说，发改委多年来其实一直没有对改革起到太多正面积极的作用。其作为掌握很大一块经济社会管理控制权和资源的超级部委，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来主导改革方案，显然并不可靠。多年经验也证明，它存在很多问题，本身就需要被改革。具体而言，应该削减其权力，将更多权力还给市场、还给社会，这是政府改革的一个重头戏。
GDP挂帅旧路需转向
此次改革方案提出，政府职能转变包括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等10项内容，并从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措施。
针对怎样才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肖滨则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总结了三方面：“第一方面，最近有学者提出，我也表示赞同，就是政府的立法权要收缩、削减。”他分析称，之前政府制订了很多行政法规，这些行政法规有些是扩权的，其权属应该归于人大而不是政府。举例而言，关于征税立法权的行使问题，本来应该放到人大，但上世纪80年代时人大对国务院有两次授权，后者又将权力下放给了国家税务总局，这就使得税务总局的权力很大。而且有些行政法规是否跟宪法相冲突？比如当年孙志刚事件后废除的收容遣送条例，就是国务院制订的一个法规，这个法规显然与宪法冲突。
其次，是要尽量取消政府的一些行政审批权。肖滨担任广东省行政审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很清楚，现在政府的行政审批权还是很大，“教育厅、司法厅、卫生厅，更不用说发改委、经信委等，都掌握着很多的行政审批权”。应当减少这些部门的行政审批权，同时将之下放给下级政府，转移给社会。
上述两方面是对政府的削权、限权，让它不去管不该管的事，另一方面，政府就应该去管好它该管的事。“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对空气、水污染等已然民怨沸腾，纳税人交了那么多钱给政府，政府却对这些没有尽到监管职责。坦率地说，这样还要政府干什么？”
而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来说，政府还要从以GDP挂帅的发展主义路子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目前还没有看到足够的迹象。包括像广东面对浙江、广州面对天津的赶超压力，走的还是这条路子，具体做法还是上大项目。”肖滨表示，在此情况下，政府就是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势必不会将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些公共服务上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干部的考核指标要改变，目前官员的主要政绩还是体现在经济政绩上，干部的任用方式接着要改变。现今的任命制加上考核制以及一票否决制，不可避免让政府和各级官员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抓权为中心，由此，政府职能转变就无法实现。
对于如何避免此前多次机构改革后“越改革越膨胀，越精简人越多”的怪圈，肖滨同时建议，大部制改革迫切需要人大的介入。首先要控制政府编制，在这方面人大可以起到很大的功能和作用。如果改革之后，政府机构有所精简，编制却在膨胀或是变相膨胀，比如一些裁撤的政府机构转为了事业单位，一些人虽不是公务员但还吃财政饭或是成为政府雇员，这样财政成本没有降低，不可能提高效率。其次，包括公款吃喝、公车开支、公费出国的“三公”消费如果管不住，精简几个部门，行政成本也无法降低，因此，需要在公共预算上进行控制。
有待党委系统改革配合
在肖滨看来，要提高行政效率，并不是简单的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问题，还需要一个政治层面的改革与之相配合，也就是党委系统需要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他对《中国经贸聚焦》表示，在这一点上，顺德基于党政联动的大部制改革做法值得借鉴。
据悉，早在2009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就开始了大部制改革的尝试。原有的41个党政机构，最终被精简为16个，其中党委机构6个，政府机构10个。一些相关的党委部门和政府机构合并，比如，新成立的区委社会工作部就将原区委统战部、区民政局、区外事侨务局等合并。
肖滨认为，其操作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问题的，即变成党政合一，与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党政分开存在矛盾，从结果来看并不好。但在目前尤其是基层党政分不开的情形下，这种合并更具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将党委系统的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揉在一起做，传递的一个信号或者说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如果要真正改革政府机构，党委系统需要作配合性改革。
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说到底，在当前国家体制下，党委才是真正的决策部门，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执行部门。党委决策系统没有改（不一定说是机构上做多大的变化，而是共产党领导的方式要做出调整和转换），政府要执行党委决策，配合党的工作，势必要扩张自己的行政空间，增加人手。举例来说，维稳作为党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离不开政府，政府因此成立综治办，让相关部门投入更多资源更多的力气来执行。而且党的中心工作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政府需要不断作出回应。
“要避免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效率始终无法提高，涉及方方面面，颇为复杂。但其中一点，党委系统改革，党的执政和领导方式的调整与变化必不可少。就此而言，顺德大部制改革无论成功与否，有其意义。”肖滨告诉本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