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书法家商承祚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流寓贵阳，在省盐务局挂了一个职务，与陈恒安先生志趣相投，过从密切。一九七八年前后，我与故友廖公弦去珠江电影厂改剧本，陈师写了一封信，让我去问候商先生。我素有“名人恐惧症”，对名人敬而远之，一方面觉得身份悬殊，何必高攀；其次是非常赞成钱钟书先生的观点：喜欢吃鸡蛋不须认识下这个蛋的母鸡。我从青年时代就发现，作家的照片，往往与读其诗文想象出来的形象大不相同，亲识其人就更难逆料了，所以我终生只吃蛋不见鸡。其它业界，更不涉足。商先生既是恒安师的老友，又与贵阳有旧谊，所以乐意拜访。
到了广州，恰巧珠影招待所离中山大学很近，不久就去拜访。商先生住校园中分散独立的教授小楼。面积不大，一楼一底，早先想是只住一家，此时是两户一幢。商先生告诉我，楼上住的是史学家杨荣国。杨教授对孔子历来持批判观点，但文革后期被政治利用，成为一时学术明星。文革结束后，当然就日子不好过。商先生说，已经无事，只是少露面罢了。
商先生是收藏世家，不大的客厅里，触目尽是古董珍玩。初次拜访，不便放肆观望，只发现近处一帧小条幅是冒辟疆写的自填词。明末四公子之一，却因董小宛而为后世所知。字迹如其身份，清秀华贵，缺些骨力。陈师函引起商老对贵阳的回忆，兴致盎然地问起许多旧游之地。听说“大折溪”、“盐务村”等地名依旧，街名也叫“盐务街”，他很高兴。街名地名是城市历史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人之记忆的一种载体。
聊起书法来。商先生强调“横平竖直”，说可以此检验一切书法。又认为习字应以秦篆（小篆）或颜楷打基础，指墙上他青年时代以秦篆写的于谦《石灰咏》为例。他称赞恒安先生的大篆字字有依据，不像有的人不懂古文字，胡乱拼凑。我问起傅青主的“草篆书”，他断然说：“没有这种东西！”他嘱我给恒安先生捎三句话：落款要用公元纪年，切忌用干支；落款要姓名齐全，不要有名无姓；引首闲文章无妨多几枚，姓名印却一定要固定，不可多用。三事都为了防止后世造成混乱。我心想：这是必将流传后世的大书家才须注意的问题。回来当然转达无误。
一九七八年到北京开第一次书代会，八二年到烟台开书协理事会，我都去商先生房间拜候。他也都要说起盐务村、陈恒老，以及那三点注意事项。几年后购得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法书萃英》中的《王锋草书诗卷》，为商府藏品。前有商承祚先生序，老商先生（衍鎏）的原序移于跋语位置。商先生在序中说：
“学行草之先，最好从唐人楷体入手。唐四家为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欧书构谨，褚书柔秀，皆不宜写大字。柳体骨多，颜则骨肉亭匀厚重，堪称楷书之首。打好颜字基础后，很自然地可以写出自己的风格。试观唐后名书家，多数为颜底。觉斯亦当不例外。其行草转折分明，中、偏、侧锋互见。有人强调写字定要笔笔中锋，而以偏侧锋为书法之病，此乃一孔之见。中、偏、侧锋在挥毫时为自然迹象，笔势使然。名书家字之风韵，皆出自提按转折，中、偏、侧并举。中小楷则笔笔中锋，使用笔尖故也。实事求是，不宜定为一。”我读到的商老论书文字，只此一段。
离穗前去中大辞行，先生赐一条幅：秦篆，于谦石灰诗。与他墙上那帧全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