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察觉，中国自古流传下来许多有益的、言简意赅的真知灼见和至理名言，这与现代管理中的某些重要原则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之处。例如，关于决策和咨询的“多谋善断”，关于防患于未然的“曲突徒薪”，关于效率的“事半功倍”，关于改革的“日日新，又日新”，关于理财的“开源节流”等等。
夏书章，1919年出生于江苏高邮，1943年毕业于原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政治学系，1946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研究院（今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1947年被聘为中山大学教授至今，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顾问等。现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先后获得“（世界）东部地区公共行政组织（EROPA）”颁发的“卓越贡献奖”、美国公共行政学会颁发的“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管理科学特殊贡献奖”、“中国政治学发展特殊贡献奖”等国际国内奖项，2007年被人事部、教育部评选为“全国模范教师”。
近日，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夏书章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交谈中，夏教授与记者娓娓道来，回顾了新中国60多年来行政管理学创立与发展的历程。
1 通过行政管理治国兴邦
《中国社会科学报》：夏先生，您在大学本科时期就选择了行政管理学专业，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夏书章：是的，在那个战争年代，同学们大都选择了理工科专业来抗日救国，高考那年，我却报考了文科。我的这个选择其实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希望通过学习文科来治国兴邦。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官场非常腐败，我感到痛心疾首，于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政治学系，我对“行政管理救国”寄予了厚望。
进入大学后，政治学系有三个专业方向：一是理论组，包括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史等；二是国际组，包括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和外交等；三是行政组，包括行政法、行政组织和市政学等。我觉得理论组太宏观，实用性不够强，而国际组作用有限，于是我就选择了行政组，希望通过行政管理来治国兴邦。
当时，我得知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聘请了芝加哥大学行政学专业的一位老师担任白宫顾问，这让我感到行政学与美国的强大似乎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而这正是我所向往的一种结果。于是，我就申请到芝加哥大学读政治学专业研究生，很快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避开日本的攻击，我们历尽艰辛才到达美国，最终在波士顿上岸。到达波士顿后，知道哈佛大学就在这里，于是我就直奔这个在我心中有着崇高地位的著名学府参观。在哈佛大学，刚好看到他们的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在招生，我就去咨询了一下情况。招生老师现场对我进行了面试，查看了我的芝加哥大学录取通知书，于是表示愿意录取我，似乎有意和芝加哥大学争夺生源。哈佛大学是我“心向往之”的理想学府，而且我当时所剩路费不多，去芝加哥大学路途遥远，于是我就决定留在哈佛大学上学。
1946年，我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我在完成毕业论文《中国战时地方政府》的过程中，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此时，日本已经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国家百废待兴，重建急需人才，我便迫不及待地回国。回国后，我先在江苏的一所高校短暂执教，很快就转到中山大学任教授，主讲行政学、行政法和市政学等课程。当时的国民政府仍旧是腐败无能，对行政学不重视。
2 “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您的呼吁和努力下，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和科研才得以提上日程。您当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一想法的呢？
夏书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进行了短暂的课程改革，我原来担任的“行政学”改为“行政组织与管理”，“行政法”改为“政策和法令”，“市政学”继续保留。学生们对市政学非常感兴趣，以叶剑英为首的广州市政府还成立了城市计划委员会，我被聘请为委员，这就说明政府非常重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
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中山大学的政治学系被撤销，我留在了中山大学，担任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如同一声春雷，使得学术界群情振奋，我当时已经年逾花甲，但也和政治学界的一些老同志一样，顿时焕发了青春。我们积极集会商讨，联名上书中央，建议在有条件和基础较好的高校率先逐步复办政治学系，并着手筹备成立中国政治学会。
在政治学系的恢复和重建过程中，为了培养政治学课程的师资，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举办了一期师资培训班，行政学是政治学的核心课程。这次办班计划中就设有行政学专题，我给师资培训班讲授行政学课程，同时也向筹备组和上级领导反映，希望恢复行政学的教学和科研。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交流和沟通，大家对我的意见都表示肯定和支持。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我的《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随后就得到了上级部门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人事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及时组织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安排我给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做专题讲座，并开始着手筹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筹建行政管理学会的过程中，你们一定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主要的困难有哪些呢？
夏书章：我们在筹建行政管理学会时非常谨慎，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人才、没有教师，其次是没有教材。我们并没有急着成立全国行政学会，而是先从办师资培训班和办刊物入手。我们首先集中精力开办全国师资培训班，培训一批能够担任起高校行政学教学任务的老师。一开始由人事部牵头，后来领导很重视，改为挂靠在国务院办公厅。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文，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成立，我担任筹备组副组长。
我们主要做了几件事：一是创办了《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二是编写《中国行政管理学大纲》，同时还要参与联合国文官体制研究班的筹备工作。所以，我们刊物的创办是在学会成立之前就开始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筹备，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正式成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开始了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3 社会科学领域借鉴国外经验要慎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历了30多年的中断，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那么在恢复了行政管理学之后，路又该怎么走？
夏书章：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我国的行政管理和行政管理学也应当具有中国特色。前人和外人的有益观点和经验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囫囵吞枣。其实，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间，行政管理体制和方法也都各不相同，无不具备各自的特点，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呢？
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批判资产阶级观点的问题。在西方行政学论著中，也是大谈资产阶级民主，却讳言资产阶级专政，这就需要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增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研究成果。行政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我们更有必要深刻地了解国情，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的行政管理学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公共管理硕士的培养模式也已经形成，您认为我国的公共管理硕士教学应该如何保持中国特色？
夏书章：对于某些薄弱、空白学科，向国外学术界借鉴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盲目地生搬硬套别国的东西是不行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要慎重。
行政惯指国家立法、司法以外的政务。实际上，任何公共和集体的办事机构，都有行政工作，连立法、司法部门本身也不例外。行政学的概念来自于英语Public Administration，我们可以翻译为“公共行政学”，一般省略了“公共”，直接称之为“行政学”。我们现在称为“行政管理学”，则是受到了新公共管理学派（New Public Management）的影响。一般来说，公共管理硕士也是如此。由于受到学科分类的影响，行政管理学已经从政治学分支划分到管理学领域。
近代以来，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首先在经济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然后扩展到其他领域。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国际公认和流行的公共管理人员培训提高的有效模式或者说方案之一。我国从认真研究到正式引进，经过了慎重试点和总结推广几个阶段，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2001年，我国正式启动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首批试点选择了24个高校，当时遇到的共同困难就是缺乏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够与世界接轨的教材。经过认真讨论，我们决定采取分头编写教材的办法，联合了13所高校一起，发挥各自优势，编写了第一套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系列教材。2003年，我们在总结第一批试点的基础上，新增加了23所高校。现在，中国的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已经全面铺开。
在开展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之初，我们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对任何引进项目，都不可机械地、盲目地全盘照搬。所有范式都要注意到共性和个性的区别与联系，既要善于参考借鉴、择优而用，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国策需求。打个比方说，我们引进了案例教学法，但是在案例库的建设方面就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做。不是说教学用的案例要完全本土化，但至少需要有相当大比例的中国本土案例才能有助于学员了解实际情况和解决现实问题。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实践经验已经被国外一些著名高校编为教学案例用于公共管理硕士的教学。
4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行政管理学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注意到您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很注重将其与现代的行政管理学联系起来？
夏书章：是的，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其中就包含着大量的行政管理学思想。我们千万不要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将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注意的东西，外国人却很重视。例如，西方将《孙子兵法》视为战略学和管理学的鼻祖和经典著作，也有人认为《论语》和《孟子》是最早的行政学著作。我们研究行政学，容易一味地跟着西方理论走，而忽略了中国的思想精华。而这些恰恰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部分，应该将中国传统智慧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超越西方理论的基础和突破口。就像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既要有理论特色、民族特色，也要有这种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非常感兴趣，澳大利亚学者的《儒学的复兴》一书影响就很大。有人说，中国的儒学思想必将成为21世纪管理学的主流，亚洲地区特别是日本的经济成功就是儒家式管理的结果。当然，尽管儒家思想在我国长期处于正统、正宗的主导地位，但是说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其实已经包括了诸子百家的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具体来说，中国古代思想对于当代行政管理学有哪些可供借鉴之处？
夏书章：说实在的，现代社会的竞争异常激烈，尤其是在国际社会，管理者要想能对错综复杂有时又非常微妙的环境和关系应付自如，并且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甚至大获全胜，难度很大。“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扬长避短”等等都是非常实用的管理战略，而这些在“三国”智谋中，实例非常多，非常值得企业家、管理者借鉴。
比如《孙子兵法》本来是研究如何用兵打仗的，可是，我们发现，其基本原理、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现代管理，对管理和提高行政效率都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其实道理很简单，兵法旨在取胜，管理和提高行政效率也在于克服困难、排除障碍、出色地完成任务、获得成功，二者是相通的。在追求实效、速效、高效、大效、长效和奇效方面，我们都可以从《孙子兵法》中得到启迪。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比例是很高的，我们对于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和合乎民主、科学原则的精华部分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察觉，中国自古流传下来许多有益的、言简意赅的真知灼见和至理名言，这与现代管理中的某些重要原则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之处。例如，关于决策和咨询的“多谋善断”，关于防患于未然的“曲突徒薪”，关于效率的“事半功倍”，关于改革的“日日新，又日新”，关于理财的“开源节流”等等。
5 客观清醒地认识中国行政管理学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这些传统智慧对当代实践有着怎样的实用价值？您认为中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夏书章：古为今用的事，不仅在中国有，在外国也有，其精神实质，就是将前人的智慧、经验为后人的事业服务，使得后来人少走弯路，快见成效。要想古为今用，就要下一番功夫，整理、总结、分析研究和选择，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考察，尤其是在行政管理方面，其时代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历代的兴衰存亡，莫不有着行政管理尤其是人事管理方面的因素。
我们应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看目前的状况，客观清醒地认识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情况。我们不能说，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普及和提高，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水平已经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而是应该将行政管理学研究引向深入。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是这样，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学科体系从粗到精、研究水平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生命力极强的学科，也是一门必须理论结合实际、指导实践，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继续发展。例如，对环境和形势，组织和编制，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领导和指挥、决策、目标、计划、执行、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和遵纪守法，精神文明和职业道德，信息和咨询，协调和公共关系，办公室管理和后勤服务，效率和效益，监督和控制，改革和创新等问题，都完全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