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对话詹伯慧（詹安泰长子、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彭玉平（《詹安泰文集》主编之一、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 核心提示
现当代广东学人中，有不少父子享誉文坛的佳话。比如国学大师饶宗颐的父亲饶锷就著有《潮州艺文志》，又是潮州著名诗社“壬社”的领导人。而詹安泰、詹伯慧父子则是另一个例子。
作为詹安泰的长子，詹伯慧师从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方言学的学科奠基人。改革开放以来，詹安泰的遗著得以陆续出版、中山大学和故乡潮州多次举办研讨会，詹伯慧都是“推手”。去年底，6册《詹安泰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80岁的詹伯慧作为主编，几年来的辛勤劳作，拿着放大镜在电脑前一一汇总校对的功夫，总算还了一个“慎终追远”的夙愿。
而詹安泰执教多年的中山大学也没有忘记他。2004年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学校精选出版了17位人文社科学者的文集。其中，《詹安泰文集》是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承学、彭玉平主编。彭玉平说，漫步于詹先生生活过、工作过的地方，读其书、思其人，踏访其足迹，感到很亲切。走过詹安泰先生的故居，总是不自觉地会放慢脚步，因为满怀着崇敬。
大学毕业 租了一辆卡车运书回家乡
南方日报：詹家文脉悠长，父子两代都是知名学者。您觉得詹先生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詹伯慧：我们家在饶平上饶山区的新丰镇润丰楼。一座典型的客家土楼，是饶平客家话区稍有名气的书香门第。祖父是位悬壶济世的老中医，父亲弟兄三人都先后上了大学，都是读文科的：父亲攻读中国文学，二叔天泰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上海暨南大学攻读经济，三叔力泰四十年代在中山大学攻读历史。
记得小时候，父亲和两位叔叔一共三家人都住在润丰楼外祖先留下来的一栋叫做“学文堂”的房子里，周围的人管它叫做“书斋”。听乡里长辈说，父亲自小聪颖好学，特别酷爱诗词。
1926年他在广东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时，带回来的书很多，租了一辆卡车运到新丰来。乡亲们总是拿这件事来印证“学文堂”不愧为书香之家。我开始不大相信，以为读几年大学哪需买这么多书？可是后来我相信了，因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当时父亲在中大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学校领导冯乃超同志得悉父亲有大量图书留在家乡，就通过省委要饶平县帮忙把父亲留在家乡的书送回广州来，交到父亲手中。父亲得到家乡运回的这一批书，十分高兴，在给我的信中，特别提到此事反映党和政府关怀知识分子、鼓励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政策，要我一定要刻苦钻研，努力提高业务。
后来我还了解到，当时为了妥善保存，避免流失，父亲当年从广州运回家乡的这一大批图书，在送回广州前已有一部分被转移到饶平四中的图书馆里保存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有机会访问母校四中时，见到这些父亲年轻时的藏书，更进一步体会到“书香门第”这几个字的分量。父亲年轻时读书、爱书、藏书的事迹在家乡广为流传，也深深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此后每当回到家乡，抬头看见“学文堂”三个大字，想到父亲一辈子栽进书堆中，拼命读书，拼命做学问的情景，不免感慨万千！
“现代文学中的古典情怀”
彭玉平：与吴承学老师合编《詹安泰文集》，最深刻的感受是从他的经历和作品中感受到高尚峻洁的人格风范，因为文品出于人品，由文可以知人。他的《词学研究》，在学科体系建构方面至今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现代的学术观念、学科意识、体系建构都是詹安泰先生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
詹先生对传承文化有一种使命感，但他的使命感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不同，他是要在旧文体中创作出一条新路，我曾经用“现代文学中的古典情怀”来描述詹安泰的这样一种创作方向。他的词有古韵，但更有现实的内容，贴近时代，不失典雅。
他是个诗人学者，率真、诚恳是他的基本品质，但这种品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使他无法幸运地避开在运动之外，这虽然与具体的人有关，但更是一种时代性的悲剧。他后期的词作不多，但苍凉沉郁，应该与这种经历有关，我从他的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他的坚毅，更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
藏书按斤卖给古籍书店，每斤7分钱
南方日报：詹先生在反右、文革中的遭遇，令人叹息，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曲折命运。
詹伯慧：尽管父亲在解放后积极主动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来表明乐于跟随时代前进，但没有料到，作为出身于旧社会的一名知名学者，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难逃厄运，成为“老运动员”。
正如吴承学教授在《我所感受的潮州文化》一文中所说：“我在编辑他的文集的时候，总是感到他的才能并没有充分地发挥。由于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限制了他学术研究的自由。1957年以后，他的生活一直很压抑，65岁就去世了。如果天假以年，他肯定可以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父亲过世后，家人被赶至东北区集体宿舍。母亲曾说过，家里的藏书救了全家的命。那时卖书按斤论价，每斤7分钱，卖给了古籍书店，共卖得2000多元。母亲用这笔钱买米，度过漫长而凄凉的日子。
彭玉平：读到这段历史，理解与痛心兼有。卖书是被逼无奈的选择。詹安泰先生积累的藏书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不少有批语点评，对于研究詹安泰学术思想的发展很有价值，流失掉了，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批书中可能也有詹安泰的若干手稿，如他曾写过一本《中国文艺批评小史》，已经写到宋代，但现在不见踪影，实在是可惜的事情。
诗集取名小鸟“鹪鹩”，有自己的人生意趣
南方日报：詹先生11岁作诗13岁填词，日本学者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的评誉。您能从他的词作中挑出一两句感触最深的词句吗？
彭玉平：詹先生成名甚早，这个名最初就出在创作方面，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的《无庵词》和《鹪鹩巢诗》是影响深远的诗词别集。他的诗歌虽然也在“宋诗”的范围之中，但取径与同时代人不同，受梅尧臣影响特深，有一种平易亲切、关怀民生的俗世特征。我喜欢他的“金元明清谁短长，自然体大大无方”之句，体现出他开阔的胸怀。他的诗集取名“鹪鹩巢”，鹪鹩是一种小鸟，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但自由自在，翩然自乐。这一命名背后有着詹安泰自己的人生意趣。
他的词受到朱祖谋、陈洵的影响较大，但将姜夔的清空与吴文英的密实融于一体，表现出新的艺术风貌。所以总体上来说，詹安泰的创作既有时代风尚，但也不限于时代风尚，追求的是自成一家的创作高境。当代词学家施议对《当代词综》以詹安泰与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并称为“现代四大家”，收录詹安泰的词多达30首，仅次于夏承焘的33首和龙榆生的32首，与唐圭璋并列第三。
我个人很喜欢他的《齐天乐》词：
“海天风日波涛壮，凭将劫灰磨洗。去国陈辞，横戈跃马，眼底英豪余几。风怀老矣。听商女琵琶，隔江犹是。杯酒长空，望深到处腾光气。
东华事随流水，梦骄天路远，愁恨谁寄。红雨迷春，娇花拥月，多少前游佳丽。消残痛泪。忍重觅秋魂，鬼歌声里。怅断关河，倚楼中夜起。”
这首词写于抗战时他流寓香港期间，家国情怀，眷眷不已。
■ 【学界佳话】
他举荐饶宗颐走上讲坛 饶宗颐力促其遗著面世
南方日报：潮汕人常把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和詹先生联系在一块儿，你们两家交谊很深厚吧？
詹伯慧：早在父亲到韩山师院任教后，和宗颐先生尊翁饶锷就有来往，饶家书斋天啸楼藏书十分丰富，父亲常去那里找书看，有时也带着我去，成为饶家的常客。1932年饶锷老先生邀集一班潮州诗人喜结诗社“壬社”，我父亲就跟诗社成员石维岩、杨光祖等频频酬唱。父亲比宗颐先生长15年，那时宗颐先生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翩翩少年，但已经在乃父的培育下饱读诗书，熟谙艺文，也能吟诗作对，是位有名的“潮州才子”了。我们家的客厅上，常引来一些文人墨客，高谈阔论，品茶论艺，其中经常可见宗颐先生。
记得父亲有一次生病不能上课，韩师急需找位老师代课，父亲就推荐了宗颐先生。宗颐先生欣然受命，果然不负所托，课堂上深受同学欢迎。这是宗颐先生第一次上讲堂，真是出手不凡！一个20岁左右的潮州才子，这下一鸣惊人，尽显他那自学成才、出类拔萃的才华了。
1938年，父亲接受中大教授聘约，从此就一直在抗战烽火中跟随中山大学频频迁徙，颠沛流离，从广州到澄江（云南），从澄江到坪石（粤北），再从坪石到梅县（粤东），直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才又从梅县回到广州石牌中大原校来。可谓对中大忠心耿耿，从一而终。
就在父亲决定离开韩师前往中大任教的时候，他念念不忘才华出众的饶宗颐先生，约请宗颐先生同往。1939年初父亲单身先期赴任，其后，我母亲和宗颐先生相约一起绕道惠州经香港再转安南（今越南），取道滇越铁路上昆明找我父亲。后来因宗颐先生路上生病，抵港后为香港文化界所聘用，终止入滇行程，留下来在港工作。从此开始了宗颐先生跟香港结下的大半辈子情缘。我母亲只好带同我不到两岁的妹妹辗转入滇。半个多世纪以后，我母亲还经常跟我们谈起当年和宗颐先生结伴入滇的往事。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假如当年宗颐先生和父亲一起到中大工作，失去了留港工作的机遇，日后宗颐先生的人生道路，会不会跟我父亲有所雷同呢！
几十年来，父亲与宗颐先生始终相互眷念，书信往来与诗词唱和一直没有间断。直到1958年父亲蒙冤戴上“右派”帽子，两位潮州杰出学者才无奈地中断了联系。1967年父亲含冤谢世，宗颐先生悲痛万分，对遗作的付梓刊行，总是耿耿于怀。直到八十年代初，我在日本讲学期间，有幸带父亲诗词手稿与宗颐先生相聚京都三缘寺，共商刊印遗稿大计，其后经宗颐先生将手稿带到香港，多方奔走，几经周折，才终于得到时贤何耀光先生的赏识，以《至乐楼丛书》第25卷将父亲诗词遗作《鹪鹩巢诗》、《无庵词》在港影印刊行。
2002年，中山大学举办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85岁的宗颐先生专程从香港赶来开会，他说，“我的词学研究，是受了詹先生的影响。”我母亲也从医院坐轮椅前来和大家见面，跟饶公亲切叙谈忆旧。今年，母亲在100岁高龄安详辞世，宗颐先生专门发来悼词。
宗颐先生鼎力促成先父遗著面世，凸显两位潮籍学者的深厚情谊，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 【词学菁华】
吴梅：“取径一石二窗而卓有成就”
1937年詹安泰从几百首词中选出100首编成他的第一部词集《无庵词》，1939年在云南澄江刊行了诗词合集《滇南挂瓢集》，诗词名家地位由此奠定。词学权威夏承焘称赞“词学甚深”、“词甚功”；词曲大师吴梅赞赏先父的词作“取经一石（姜白石）二窗（吴梦窗、周草窗）而卓有成就者”。
他的词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和三十年代后期以后也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主要“取径一石二窗”，继追随姜白石、吴文英和周密的词风，较为清丽；后一阶段主要继陈洵“问途碧山，宜所先也”之论，专师王沂孙，词风偏重寄托。
当代词学家施议对在《当代词综·前言》中评价说：“詹氏所作词，每将家国身世之感寄寓其间，有着深邃的命意。而且，他的词绵丽而有疏宕之气，空灵之境及沉郁幽忧之思，在当代词坛独树一帜。”
“论寄托”体现出强烈词史意识
《宋词散论》和《詹安泰词学论稿》充分显示其在词学研究上的精深造诣，体现出强烈的词史意识。
《词学研究》中有“论境界”和“论寄托”两论。“论境界”一稿已散失，而作为《词学研究》最早完成的一章《论寄托》，1936年在《词学季刊》上一刊出，就深受词学界的瞩目，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词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篇佳作。
词的“寄托”虽然在明清张惠言、周济、刘熙载以至近代吴梅等大家都有论及，但对寄托说的理论源流和形态特征却没有哪位词家系统探讨过。他撰写这篇有独到见解的《论寄托》，结合政治背景、词史来分析寄托说的形成过程及理论内涵，探讨寄托的创作动因，认为寄托的经典形态应该是在外在形式上脱离寄托痕迹，不落言铨。而寄托的显晦，是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根据这些论点，他举了从唐五代到南宋词中运用寄托的实例来加以印证。他认为南宋词最多寄托，是因为“国事陵夷，金元继颇，忧时之士，悲愤交集，随时随地，不遑宁处；而时主昏庸，权奸当道，每一命笔，动遭大僇，逐客放臣，项背相望；虽欲不掩抑其辞，不可得矣。故词至南宋，最多寄托，寄托亦最深婉。”
敢于肯定李后主词作，引发学术讨论
詹安泰对词学的突出贡献，还表现在他对南唐二主词的整理和论述上。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李璟李煜词》，此前他发表了《李煜和他的词》。他对李煜词的见解引发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在学术界展开一场李煜及其词的热烈讨论。
他认为李煜词中表现的爱情固然不能等同于一般封建帝王荒淫生活的表现，也不完全等同于一般人民的爱情生活。人们欣赏李煜这些词不在于其中具体的内容，而在于李煜的大胆真实的描写和描写艺术的较高成就。李煜作品中所表现的愁与恨，是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这种情感正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感受到的，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体现出人所共有的特性，因而自然具有感染力。在当时学术界相当普遍地把人的阶级属性夸大到绝对化的程度，在文艺评论中出现庸俗社会化倾向的背景下，这些见解不为时见所囿，显得独具卓识、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