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夏书章教授的地点，约定在他的办公室——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这是一座3层高的古色古香的小楼。学院对面的草坪上，摆放着近代名人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近代伟人的铜像。这些铜像形态各异，或低头沉思，或慷慨激昂。多少年来，夏书章教授从这片草坪边走过，在清末民初的巨子们身边走过。
采访夏书章教授的那天早上，广州下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雨，中大校道上积满了水。记者致电夏老，建议让他在家里接受采访，或者等雨停后再出门。可夏老一再坚持：没关系，雨很快就停。记者难免担心，夏老不会冒雨前来吧？果然，在离约定时间还有半小时呢，雨幕中就出现了夏老的身影。93岁的老人撑着伞，冒着大雨、踩着积水，蹒跚而来！学院不少老师、学生亲眼目睹，现场说不清有多少人忘记了打伞，冒雨出门搀扶他。夏老衣服已经湿透，他却对记者和师生们大笑：“没所谓。”
定好的事情从不轻易更改，这个小细节，多少反映了夏老身上一股认真劲。多少年来，不管风吹雨打，潮起潮落，他“医国”的理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擦了擦身上的雨水，夏老开始向记者讲述他的故事。
1. “国家有病，需要医治”
“人活着就要有志气。人而无志，不知其可也。”夏书章经常在课堂上说这句话。“但光有志气不行，心有天高，但能不能做？而且，山要爬，路要走，要落实到行上。”因此，夏书章有一句口头禅，就是三个A：Aim（志气）、Ability（能力）、Action（行动）。这三个“A”，既是他的人生智慧，也是他的人生轨迹。
1919年，夏书章出生在江苏高邮。他的童年，正是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年，也是中国内忧外患、任由列强欺凌之年。在他12岁时，9·18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东北，群情激愤。夏书章深深地意识到，国家不够强大、政府太腐败，所以被外国人欺负。他特别提到，有一次听到外国人说“中国不是主权国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这句话深深刺伤了他。
“国家有病，需要医治。”可是，如何医治？
当时他有一种朦胧的想法，就是要学习政治专业，当一位诊治国家之病的“医生”。“那是一种非常天真单纯的想法”，但可见夏书章的鸿鹄之志。
夏老告诉记者，他从小佩服孙中山。“孙中山真的是20世纪中国的三大伟人之一。外国人说他是中国的华盛顿，可他推翻了旧政权，华盛顿也不能跟他比啊。”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发动革命，多少次胜利在望。他留下了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欣赏《国语·晋语》中的一句话，叫‘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孙中山以前学医，后来搞政治，他是从‘医人’转为‘医国’。”
参加统考（入大学前的统一考试）的时候，夏书章选择了政治学专业，当年他18岁。他相信，在政治学领域中藏有医国之术。“我高中时成绩很好，没有选择热门的理工科，同学们都很不解。”“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兴旺，就需要医治国家的医生。”说这句话的时候，93岁的老人右手握成一个拳头，很用力地打了出去。他一生都沿着这条路，可谓“正道直行”。
2. 千辛万苦求学路
夏老的求学经历，并没有他说的那么一帆风顺。
早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生活突然失去依靠。12岁高小毕业后，他不顾一切负笈远行，跑到离家几十里的扬州，考上名校扬州中学。可是，由于生活越来越困难，读了两年的初中，被迫辍学。夏书章只好找工作，赚一点学费，以获得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当时，他第一次走上讲台，担任初级小学代课教师，这位14岁的少年，成了学生口中的“小老师”。“当时南京有征文比赛，我一篇文章居然中了第三名，给我十块大洋，这是两个月伙食了。”后来，只上了两年初中的夏书章，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上著名高中——南京一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夏书章的求学之路又一次被中断。
日寇侵入南京，夏书章与同学们连夜出逃，随后，日寇上演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沦陷，兵荒马乱。夏书章先是暂居高邮，再是逃亡至乡下。但他的目标更加明确，在江苏省临时高中读完高三，一定要参加统考，继续学业，以寻找救亡图存之策。
在这一目标的引导下，夏书章冒险闯过沦陷区，只身闯到上海。当时一路都是日军哨岗，险象环生。幸好，夏书章一路抵达上海考场，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心仪已久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政治学系。不过，当时南京已经沦陷，中央大学已迁至重庆。夏书章再次长途跋涉，与几个同学结伴，从上海坐外国船到宁波，宁波上岸到金华，经上饶、衡阳、桂林、柳州、贵阳，再从贵阳走公路到重庆。“这条路非常辛苦，日军的飞机在头上轰炸，我们看见一路翻车的多得不得了，我们命大！哎呀，到了重庆，入学已经迟到了。”
当时，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有三个门类，一是政治学理论，二是国际关系（外交学），三是行政管理学。值得一提的是，行政管理学刚刚从西方引进，并在中国少数几家高等院校开设课程。张金鉴教授（后赴台湾）在1935年撰写出版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本行政学著作。夏书章几经考虑，以为健全文官制度，便可以强国兴邦，于是选择了行政学方向，走上了“管理救国”之路。
在完成本科课程后，国民政府放开文科生留学，夏书章又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1944年1月，夏书章先是申请上了芝加哥大学，可沿途至哈佛大学参观，不禁心动，遂将成绩单向哈佛大学申请，入读哈佛大学立陶公共管理研究生院。
就读期间，一个重大喜讯传来——日本投降矣！夏书章激动不已，“中国百废待兴，自己应该回国参加建设。”他放弃了继续留美学习机会，拿到MPA学位后毅然回国，准备报效国家。
3. 结缘中大65载
1946年，夏书章回国。可现实再次与他开了玩笑。
“管理救国”之梦遭受重挫。当时国民政府非常腐败，积重难返。“国民党当时不得人心，连资产阶级那套都不要的！他们搞的是真独裁！”夏老告诉记者。
行政管理是一门应用学科，如果不能派上用场，那这套学科又有什么价值呢？夏老并未在国民政府中谋得差事，夏老陷入苦闷之中。很快，夏老重新回到讲台之上。这一生注定与讲台结缘。现在看来，也未尝不是好事。
夏书章先是在江苏学院短期执教，1947年他接受了中山大学的邀请。这座以孙中山命名的学府，对自小崇拜孙先生的夏书章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为了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当时孙中山办了两所学校。一个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北伐所向披靡。另外一个就是亲手创办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大学，吸引了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培养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为建设新国家培养大批的人才，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新观念的文官群体。”夏老告诉记者。尤其是他深感“革命尚未成功”，因此将讲台当成自己做贡献的地方。
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过这所大学，历经65载。期间，经历广州解放，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在这里，他的学院被撤销，他也挨过批斗，他边学习边教授马列主义，他后来担任副校长，他发出行政管理专业重建第一声呐喊。一直至今，90多岁的他还活跃在讲台上。
4. 春 雷
夏书章曾以一句诗形容自己的人生轨迹：“生不逢时老逢时。”确实，他人生2/3时光，都是曲曲折折、起起伏伏。求学阶段，进退两难，九死一生，考验不断，好不容易学有所成，想报效国家，却不遂人意，学非所用，有志难伸。一直到花甲之年，本以为不受命运垂青，生平无用武之地。新的时机终于来到。
“中国出了邓小平。”夏老告诉记者。“他拨乱反正，非常了不起。”
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一声春雷，中国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
“当时听到这个讲话非常高兴，因为从1952年开始学苏联，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全部砍掉了。这个讲话后，我和一些研究政治学的老同志向中央提出恢复政治学研究的报告，全国建立了全国政治学会，当时是包括行政管理学科在内的大政治学。”
好消息接连不断。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夏老参加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尤其是踏入哈佛大学的校门，令其感慨良多，想不到一别竟是30多年。哈佛大学的一些老朋友，一见面，惊讶地说：“你还活着，我们读香港的报纸，说你畏罪自杀了！”“哈哈，我为什么要死啊？”
随后，夏书章应聘为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在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教学。这一年，他赶紧补上被文革耽搁的课程，了解到国际学术的最新动态。
5. 重 建
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引起不少学者注意的文章。
文章的标题，就是一句呼喊：“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全文2000多字，情真意切，条理分明，既见拳拳爱国热情，又见深厚的理论功底。文章的核心内容是，要搞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不用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夏书章。
这一声呼吁，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热烈争论，打破了30年中国行政学的沉寂局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们纷纷发表感言，彼此擦出了思想的火花。随着讨论的深入，思路越来越清晰：国家要强大，必须要重视管理。国家的一些问题，需要得到“治疗”。这与夏老当年“管理救国”的思路如出一辙。
那段时间，报上经常出现夏老的文章。不仅仅《人民日报》，还有《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夏老趁热打铁：必须在行政管理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夏书章多次建言：“不能什么事都和资本主义对着干，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政治学和行政学，我们就取消。难道我们就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学？”那段期间，对于社会中行政效率低下的现象，夏老更是针砭时弊，痛陈利害，人们赞他“正道直行、铮铮铁骨”。
同年4月，全国政治学第一期短训班开班，讲授行政学课程的，正是夏老。这期短训班由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在复旦大学举行，口号是“亮相、启蒙、播种”。这期短训班在中国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中赫赫有名，被称为“黄埔一期”。如今活跃在全国政治学和行政领域中的中坚分子，不少人就是当初的学员。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建，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教学内容是什么？学科体系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明确。如果没有一本系统的教材，那中国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依然没有章法、各说各话。又是夏老挑起了这个重担。他以“黄埔一期”的讲稿为基础，协同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南四省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集思广益，终于有所成果。1985年，《行政管理学》出版。这本教材被誉为该学科的开山之作，为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打下了理论框架和实质内容。
自此，中国行政管理学重建、复兴的序幕已徐徐拉开。
6. “中国MPA之父”
“MPA”，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常与MBA并驾齐驱，成为招生、就业上最热门的学科。可谁能想到，将这个时髦专业引入中国的，恰是夏书章教授。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第一次留美时，夏书章已经拿到了MPA的学位。当时，MPA在美国也是个新事物，尽管学科内容很有针对性，但理论体系并不成熟。上世纪60-70年代，国外MPA理论取得了飞速发展，MPA教育在传统基础上，加入了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分析等课程。所幸的是，夏老在后来访美之时，重新补齐了落下的知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渐有规模之际，夏书章开始思索，如何促成中国MPA的发展。
“公共管理实则是医国之术，经理人才和行政人才是一个国家得以迅速发展的两个轮子。”夏书章指出，“MBA和MPA无疑是打造这两个轮子的重要工具。”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来说，这是重要的际遇，也是挑战。政府治理如何与国际接轨，需要培养大量现代政府管理人才。这时候，耄耋之年的夏老再次成为引入MPA教育的关键人物。由此，夏老又多了一个尊称，叫做中国“MPA之父”。
对此，夏老谦虚地表示，“我当年学的东西，现在内容有很大转变，知识是不断更新的，老一套已跟不上时代。MPA还大有可为！”
7. 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
现在，夏老平时在忙什么呢？
他依然活跃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他的太太汪淑钧教授说，“他有很多活动，经常向外跑。”他不是去办公室看材料，就是到学而优书店看新书。书是夏老的一大爱好，客厅里三面墙都摆满了书柜。书挤到桌上，挤到过道的临时书架上还是放不下，就放在地上。如今，他依然给博士生、硕士生上课，为国家的发展、强大提供技术支持。很多同事形容他是“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干到老。”
夏老现在是如何上课的？记者采访了他的博士生、目前在广东商学院任教的姚军老师。姚军接电话时正忙着外出，一听采访主题是关于夏老，立即停下脚步。
“夏老对我们非常严，每堂课之前都要我们做很多准备功课。我们不敢放松。”姚军说，“不要看他年纪大，他的内容比较新，每次上课都有新东西。对了，很多流行术语他都知道。比如，我们有一次聊起一本流行的官场小说《二号首长》，夏老说，他也知道。”
“夏老上课，时间拿捏得很准，经常下课铃一响，课刚好讲完。真是堪称一绝。”
夏老两袖清风，对世俗那一套很抗拒。姚军说，前几天是教师节，想请夏老吃饭，但夏老婉拒了。他说，“你毕业了没问题，没毕业就不要请我吃饭。”记者采访他的时候，给他带了一个果篮当“手信”。没想到他一再婉拒，但记者又不好拿回去，夏老就当场招呼学生、老师们过来分着吃了。
学术简历
夏书章1919年出生，中国当代行政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MPA之父”。改革开放后率先呼吁重建行政管理学，重构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重建中国行政管理学队伍。
历任中山大学校副教务长、副校长等职务。曾兼任中国政治学会第1-3届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政治管理类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获（世界）东部地区公共管理组织（EROPA）“杰出贡献”奖牌，中国老教授协会“老教授科教兴国奖”，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美国公共行政学会颁发的2006年度“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
如今，93岁的夏书章还担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百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中山大学行政法研究所名誉所长，兼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中国老教授协会顾问，广东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等。
夏书章著作甚多，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和教科书近30种，发表300余篇学术论文。1995年以来先后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奖项十多次，其主编的《行政管理学》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比较重要的有《管理·伦理·法理》（法律出版社，1984）、《高等教育管理学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行政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香港行政管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新加坡行（市）政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市政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现代公共管理概论》（长春出版社，2000）。
夏老非常关心时事。他80多岁高龄开始学习操作电脑，并经常上网浏览文章。在与记者的谈话中，不时出现“希拉里访华”、“表哥”、“达沃斯论坛”、“钓鱼岛”、“广东精神”等新闻热词，可见夏老并未深藏于书斋，一直关注社会动态。在讲述自己故事的同时，夏老不忘针砭时弊，妙语连珠。
关键词 社会建设
挂牌、藕断丝连都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对于中国社会建设，您有什么建议吗？
夏书章：公共管理政府是包不了的，现在讲的社会管理就是公共管理的领域，其实这一学科，英文应该叫Public Administration。之前英文翻译过来时，管理主要靠政府，被译作行政管理。而现在称“公共管理”，则是回归了该单词的英文本意。
社会团体和组织应该是名副其实的，能够真正做些事情的，起到一些作用，仅仅是挂个牌子没有多大意义，现在好多社会组织是挂牌子的。挂牌是没意义的。另外现在一些藕断丝连的现象，名义上是社会组织，实际上却要求它有个挂靠单位来主管。因此现在政府应该给社会组织松绑，把社会组织真正为公共服务的作用发挥好。
记者：现在很多社会组织的问题是，运作缺乏资金。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夏书章：应该开拓资金的来源，学习国外的经验，比如搞慈善、公益事业。另外中国有些自己的传统如守望相助、济危济困等等应该好好地传承下去。除此之外，对于一些公共组织如红十字会必须改革以增加公信力，有的是整顿的问题，有的是重新组建的问题。
关键词 社会诚信
让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记者：现在全社会正在打造社会主义商业诚信，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夏书章：在社会诚信方面要有制度或者对策，要让不讲诚信的自吞苦果。在个人方面主要是加强诚信教育，在政府层面则是要兑现承诺，对于该办应办的事不要推三阻四找借口。
记者：对于社会盛行的“官场潜规则”，如何监管呢？
夏书章：潜规则往往是陋规，心照不宣，实际上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对社会风气有很坏的影响。对于有些政府部门存在着这样的规则，有些甚至是利益的交换。这些潜规则，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陋规，是历史的沉渣泛起，不是现在这个社会才出现的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对潜规则要有一个监督机制，不要让潜规则发展到猖狂的地步。
